违法所得没收的理论反思与价值重塑——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中心展开

违法所得没收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强制力基础之上的"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出于彻底剥夺不法财产的规范目的 ,违法所得包括直接所得、间接所得和其等值财产,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于内在构造和刑事政策上的特殊性,违法所得的投资收益同样应当予以剥夺;违法所得没收的对象包括犯罪分子本人、共犯和第三人,共犯没收应立足于"基于共同处分权之连带没收"的立场,第三人没收应根据获利关联性区分第三人的类型和法律效果;为彻底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同时兼顾人权保障的需求,应坚持总额没收和比例没收原则.     

论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新规定的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是一种针对物而非针对人提起的、不涉及定罪的特殊刑事诉讼程序。它的证明应当有其特别之处。在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没收时,提出异议的财产利害关系人应当就其主张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与定罪证明标准不同,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应当要求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应当低于定罪标准;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证明对象范围主要是与违法所得有关的事实。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没收对象探论——以“违法所得”与“犯罪所得”相区别的视角

我国法律中违法所得没收的特别程序规定的没收对象是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违法所得主要指犯罪收益，不包括通过犯罪收益所取得的收益，其他涉案财物主要指违禁品舜口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不包括供犯罪所用的他人财物。我国刑诉法规定的没收对象的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实现设置这一程序的初衷。因此，基于违法所得与犯罪所得的区别，应该进一步明确我国刑诉法新增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没收对象。     

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理论分析与修改建议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颁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文件,在第5编《特别程序》第3章中新增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是对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的突破,也是客观实践的需要。但是新法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理论界和实践界进行讨论,比如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不明确、启动主体范围太窄、救济程序不足、未明确司法机关责任等。有必要进一步弥补法条的不足使其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的举证责任规则,如证明标准、证明对象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等在立法上付诸阙如,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一定困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是一种刑事特别程序,综合考量证明标准在调整“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目的中的重要杠杆作用,证明标准应限定在“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与“优势证据”之间,证明对象应当包括“犯罪事实”“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以及两者之间存在实质联系,举证责任分配可以考虑采取检察机关举证的一般原则和利害关系人举证的例外情况相结合.     

功能同源视角下刑事缺席审判与违法所得没收的交叉竞合及程序适用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功能目的同源决定了两者适用条件高度重合,但两种程序的制度设计异构又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呈现交叉竞合。围绕着两种程序的司法运作,在明确适用条件、程序性质和证明标准的基础上,可以从三个维度厘清两者适用关系：首先,程序启动的国家机关决定了两种程序选择有差异性,在非竞合状态下两种程序分别适用,呈现相互排斥关系;其次,当程序竞合时,在结合案件情况决定适用先后顺序的同时,应当充分考虑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裁判稳定性和可执行性方面的优势并优先适用;最后,从程序效力的内在张力来看,同一犯罪事实先行适用违法所得程序后可再行适用缺席审判程序,而适用缺席审判后则不能再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程序抑或实体：刑事追缴的审视及性质厘定

我国刑法对刑事追缴的简略性规定,衍生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追缴是程序措施还是实体处分的内生性困惑,尤其是违法所得与被害人合法财产存在交集时,致使同一财产可能遭遇重复评价。这些问题使得刑事追缴视为实体处分更加疑窦重重,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和厘定。理顺追缴与返还、没收之间的关系,统一法律规范之间的术语,将便利司法协助纳入考虑,回应财产权保护的程序需求,将追缴性质定位为保障刑事涉案财物实体处分实施的对物程序,为剥夺不法财产、维护公民财产权利以及恢复正当财产秩序提供司法保障,同时发挥程序本身保证权力规范化运行,防范公民财产权利遭遇公权力过度限制的独立价值,可实现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协调的最佳诉讼效果。     

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财产没收制度

犯罪所得没收制度是实现腐败财产追回的强制措施之一,也是实现国际间腐败财产追回合作的重要途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英、关、法等国家相关法律对此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定,而国内相关立法尚有不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在借鉴英、美等国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为有效打击和控制腐败犯罪的跨国发展,实现国际间司法合作之需要,建立和完善中国腐败犯罪财产没收制度立法：对现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造;建立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独立的民事没收制度。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具体适用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部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在具体适用上存在较大理论和实践争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本质是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说没有全面认识到该程序的本质。司法解释扩张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严重背离了程序法理和制定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没收”的性质是“特别没收”;证明对象包括:被追诉人存在犯罪事实且该被追诉人已死亡或潜逃,被追诉人存在的犯罪事实与请求没收的财物之间具有实质联系。对于“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物”的解释应当遵循实质联系的标准。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件适用范围研究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四项特别程序之一,对该程序的案件适用范围的界定是研究该程序的前提,也是保障该程序良好运转的基础。目前,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应当仅指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包括贪污罪、受贿罪和行贿罪等,对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的范围不应当做出扩张解释,待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成熟之后再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恐怖活动犯罪案件进行扩张解释。对"重大犯罪"的理解应当考虑当时的立法技术成熟条件,只有在立法技术成熟时才可以扩大"重大犯罪"的理解。此外,还应当对法律规定中的"逃匿"、"死亡"、"违法所得"、"涉案财产"、"可以"等细节规定做出正确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并没有完全按照刑事诉讼     

国外对于黄金金融属性的研究综述

黄金是具有商品、货币和金融三重属性的特殊商品。自1975年黄金非货币化以来,黄金的金融属性日渐突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激发了黄金的避险保值功能,突显了黄金的金融属性。通过梳理近三十年国外有关黄金金融属性的各项研究,为黄金的金融功能研究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     

关于西藏"羌姆"艺术发展的时代思考

羌姆在藏族文化认同与转型中有着独特的作用机制和思想影响的辐射力,在整合藏族文化认知体系和价值结构中,对待羌姆艺术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克服原有简单片面的传统认知体系的表达方式和价值结构,建立适合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的新体系,保护其赖以生长的文化环境,优化其发生作用的运作体系,使优良传统传承开来.     

改土归流以来永顺老司城遗址保存状况研究

自雍正二年（1724年）土司衙署迁址和雍正六年（1728年）“改土归流”后,老司城废弃成为遗址。“改土归流”以来,老司城遗址虽然经历了种种自然的腐蚀和人为的破坏,老司城内罗城内土司衙署区和宫殿区的木构建筑基本上荡然无存,但其地下建筑,基本上受到地方政府和民间人士的保护,与桑植、保靖等地土司遗址比较,保存状况较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年来,永顺县政府高度重视对老司城遗址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保护规划和措施。     

康德认识论及伦理学视角下的"形式"和"质料"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理性的根基之上的,无论是在理论理性领域还是在实践理性领域,理性都起着支撑的作用.在认识论中,康德通过以想象力为中介的知性范畴将先天认识形式与经验质料结合起来,形成了可靠的知识.而在道德领域中,康德通过理性对于人的行为的直接规定彰显出了人的自由性,道德律是一种普遍化的形式,这种形式需要通过人的行为落实到经验世界中去.康德最后通过上帝的悬设保证了德福一致,从而使形式和质料能够实现最高的结合,这也代表了康德对于人的尊严和幸福的信心和关切.     

浅析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是目前对高等学校教师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的综合测试方式之一,也是对知识和教师的尊重以及对教师复杂劳动的肯定,它关系到学校每位教师的切身利益。目前,高等学校在职称评审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对职称评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以“三维目标”助推大学教师向“全人”发展

现阶段基础教育课程“三维目标“整体人的人才培养理念,已成为大学课程目标的基本参照.目前大学课程改革的滞后性、大学课程目标的模糊性以及大学教师单向度的发展,已难以适应新时期大学人才培养的需要.通过对大学教师单向度发展弊端的反思,来建构大学教师“全人”发展的三种能力,使基础教育“三维目标”助推大学教师更好地向“全人”教育的目标发展.     

论汉语双数量的"整体与部分"关系

"整体与部分"是汉语数量之间最常见的关系,它在汉语表达过程中有许多典型的对应式.通过分析这些对应式,发现汉语双数量的这种关系实际有强有弱,同时,某些对应式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隐喻扩展出了"夸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