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与女性气质的建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气质变迁分析

具有建构作用的话语塑造或规训了女性气质,即建构了女性的身体、思想和行为.话语的建构作用来源于时代的社会背景,也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介建构着女性的形象.不同时代话语代言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造就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女性气质.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气质的变迁主要包括：二十世纪中上叶——文化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建国以来至文革结束——政治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话语下的女性气质.     

乞巧与传统女性话语——以广东省乞巧节为例

乞巧节作为女性文化的载体,充分表达着女性话语,其中包括女性技能的展示、女性信仰的表达、女性智慧的象征等.以广东省乞巧节为例,分析乞巧节所展示的传统女性话语,探讨乞巧在男权社会传承所体现的价值与生命力,并思考乞巧作为女性话语表征在当代的意义.     

论黄咏梅小说《契爷》的话语蕴藉

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它的话语蕴藉的意义丰富、余味无穷.黄咏梅小说<契爷>的丰富社会话语蕴藉和女性话语蕴藉,是以含蓄的蕴藉形态表现出来的.可贵的是,黄咏梅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作家,能够超越女性的身体写作和欲望叙事之外,反思女性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关系,在更广阔的背景去考察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的精神成长史.从女性性别平等的诉求中,我们看到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对性别关系处理的理性和宽容的态度.     

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研究(1870-1950)——以“身体的近代化”为中心

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形塑不仅是身体生物性的还原.改造女性身体的“弱种”隐喻是近代中国社会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将“保种强国”目标投射到女性身体上的实践.打造女性身体的“进化”象征既是全球范围内女权主义兴起的结果,更是近代中国一次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启蒙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随着全球化风潮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女性开展了对身体“时尚、健康和美”的塑造,国家话语和政治话语在“摩登”符号面前现出弱势.总之,一个近代中国女性的身体承载了那个时代的世界大势,同时又被中国社会的特定需求所改造.     

女性话语的文学境遇

女性话语在中国已历经百年演化过程,但因其生长在源远流长的传统男权话语之中,并关涉到每一个具体个人、具体家庭、具体组织的性别文化成份,因此,反映在女性文学的写作、阅读与批评中,便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状况.传统话语对女性话语资源的误识、误导与误用亦在所难免.因而,举证与分析、辨识与澄清,是女性话语摆脱传统话语所造成的困窘境遇的必要工作.     

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女性和谐发展——对大众传媒中女性性别意识的审视与反思

基于大众传媒的建构功能,其对社会规范、社会角色、社会等级等的种种描述,会内化为受众的一种社会期待,影响受众的性别意识和行为。因此,应关注和谐社会中的女性发展问题,关注女性在传媒话语中的身份以及地位问题,关注传播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乃至性别歧视等被遮蔽的女性真正处境,逐步恢复女性失落的话语权力和女性的主体意识。     

性别话语视角与母亲话语霸权下的无权

性别话语视觉下父权社会所赋予母亲的"主内"话语特权,源于维护父系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实则是话语霸权下的无权。母亲的女性性别由男性话语模塑规范而成,充当的仅是男权文化的代言人。女性欲回归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本性,就必须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且离不开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和谐。     

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对消费时代女性小说的—种文化解读

对于女权主义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权利的争取,中国当下女性写作并未做出有力的回答,反而呈现出一种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之态。表现为社会主体意识的匮乏、人物塑造的阶级局限性、个人定位的话语偏斜等方面。呼唤女性小说的大气格局与真正多样化。     

女性形象的文化阐释

女性形象决非女性本身,它是男性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是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然而,由于"语言和思想的物化",人们往往以为女性形象就是女性本身,相信对女性的语言描述就是女性现实.所以,女性形象一旦诞生,便会逐渐成为一种刻板形象或定型观念,表达了全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本文拟从形象学的角度,分析父权文化中女性形象产生的深层心理基础和社会文化根源,揭示其中的权力话语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未来的生态女性建设和两性伦理乌托邦构想.     

论李昂的政治小说

李昂的政治小说书写了政治对身体的控制,以身体的在世状态解构了抽象高蹈的政治话语,呈现了人对世界的真实感受.小说揭示了政治的男权性质,指出不同政治阵营的政治行为皆有男权特征.小说表现了女性身体与抽象政治集团间的复杂关系,其主动挑战男权政治话语的姿态对大陆女性小说创作有启发意义,其强烈的公众关怀、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亦值得借鉴.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