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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虎是晚清著名的校勘学家,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时,张文虎不仅校勘《札记章句》、《读通鉴论》、《读四书大全》、《历代诗评》、《诗经稗疏》、《宋论》、《噩梦》和《春秋世论》,还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流布角度,对《船山遗书》的刊行提出许多良策,且对《船山遗书》部分内容予以客观评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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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诗经稗疏》版本亦多,计邵阳曾氏藏旧抄本一,四厍本一,守遗经书屋《船山遗书》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太平洋书店《船山遗书》本等印本凡四。又有顾千里所校之浙江吴氏拜经楼传抄本,原系自四库抄出,其异文经王孝鱼记载于其金陵本点校稿中;王氏点校稿经中华书局转让与本书编委会使用,遂亦得窥知顾氏校勘之大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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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船山著作中,《张子正蒙注》是版本较多的一种。较早的有清康熙年间王敔在湘西草堂刻的《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世称湘西草堂本;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补刻的《船山遗书子集》本;又有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刻于金陵的《船山遗书》本。民国以后,有1932—1934年《船山学报》第一至第六期连载的石广权诠言本和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排印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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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一书系针对朱子及其后学而发,认为程朱理学的四书建构虽反佛老,然不知觉中却又受佛老影响,船山欲返回古义,以《论语》解《论语》的方式来重新诠解。船山反对朱子及其弟子辅广对《论语·予欲无言》的诠释,又排除道家"道不可道"、禅家"言语道断"的相关说法,最后认为,正解应表现出孔子的"刚毅木讷",以及慎言而付诸实行的精神。船山的见解或许未必就是原意,但其剔除理学中受佛老影响的努力,值得深思与阐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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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船山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封建的纲常伦理道德,仍然禁锢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和意识。船山生活其中耳濡目染,未免受其毒害,其伦理道德思想确实有不少保守的因素。比如在君臣关系方面,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君”是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但船山却认为君“非天子”,仅指各国诸侯,天子应把各国人民看得比各国诸侯还重要,民心不服,天子可易置诸侯国国君(《读四书大全说》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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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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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本《船山遗书》校勘述评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主持刻印了金陵书局本<船山遗书>(以下简称"金陵本"),该遗书由刘毓崧、欧阳兆熊等编校,共收船山经、史、子、集四部遗书五十六种,计二百八十八卷,为船山第一部全集,流传极广,影响甚大.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印的<船山遗书>,即大多据金陵本排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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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年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索》、《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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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王夫之《楚辞通释》自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初刻本问世以后,至今近三百年了.在这近三百年中,前后辗转刊刻的版本共有八个:(一)清康熙四十八年王敔湘西草堂初刻本(以下简称康熙本)。(二)清康熙年间王敔湘西草堂递修本(以下简称草堂本),属《王船山先生书集五种》本之一。(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衡阳学署俞焜补刻本(以下简称学署本),属《船山子集遗书五种》本之一。(四)清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曾国荃南京金陵节署《船山遗书》本(以下简称金陵本),属《船山遗书》集部。(五)清光绪十三年(1887)衡阳船山书院增补递修刻本(以下简称递修本),属《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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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恕道"思想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间见仁见智,颇多歧解。船山先生尽管没有系统地对此加以论述,但在其《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等著述中多次结合诠释儒家经典文本和分析他人的阐述进行过讨论,形成了船山先生对"恕道"的独特理解:"恕"有君子之"恕"和小人之"恕"之分,且"忠恕"是学者事,可"一以贯之";而君子之"恕"当以"有可推之藏"为前提,当以"忠"行"恕";"忠"和"恕"不是"体"和"用"的关系,"仁"、"恕"有别,舍恕无以求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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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曾国藩接触《船山遗书》的师友渊源 1839年,船山七世孙王世全,请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等人帮助,首次搜集刊刻了《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多卷。这就使当时的一代著名学者如魏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罗泽南、罗绕典等一大批人,能够直接受到《船山遗书》的深刻影响和启迪,并由此引起了清政府一大批要员对船山的重视。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太常寺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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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周易外传》之版本情况及补校记略《周易外传》七卷,凡一百三十六论,此次所见之版本凡七:其一为抄本,其六为印本。抄本即船山五世从孙嘉恺所手录之本,现藏湖南省博物馆,为1951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邵阳曾家所收船山遗著抄本十一种之一。但嘉恺抄本并非此次始用于校勘。四十年代,马宗霍曾以此抄本与金陵本对校,作有《校勘记》一百六十五条:五十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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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著名学者衡阳王夫之（号船山）以其毕生精力从事著述。本世纪四十年代,先师衡阳马宗霍先生曾以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王船山遗著之钞本２０种,与清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国荃昆仲刊刻于金陵（今南京市）节署之《船山遗书》（下文简称“金陵本”）对照,录其异文,附加接语,撰《<船山遗书>校记》二千八百余条,惜乎未予刊布。我在整理编校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时,曾有幸亲睹马先生《校记》,于参照校勘时,甚觉胜义缤纷,若概而言之,马老《校记》精确之论约有以下几方面。 一、明乎遣词所本 例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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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本《船山遗书》付梓的最初谋划,始自曾国藩的两位幕僚欧阳兆熊与赵烈文,而其谋刊过程及推进也历经坎坷。自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欧阳兆熊与赵烈文有重锓之志,至同治二年(1863)六月曾国荃允复出资,经过一年半时间的谋划,重刻《船山遗书》方才基本落实。金陵本《船山遗书》付刊是多方合力促成。从客观条件来看,同治初年湘淮军平定江南各地,为刻书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主观条件来看,又与欧阳兆熊、赵烈文的积极谋划以及曾国藩、曾国荃的重视支持分不开;此外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晚清理学复兴的推动,重刻《船山遗书》是晚清理学复兴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依托于晚清理学复兴的学术潮流,并推动了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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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桂多荪《船山师友记补正》(载《船山学报》1985-2第69页),查阅了家藏《大行实录》残本,对于管嗣裘逃匿地点、共难的朋友以及与刘惟赞往来之人,有以下几点补正。 1、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年版)引《永历实录》载:管嗣裘在广西陷落后,“匿临川山中”,“临川”确为“灵川”之误。查《大行实录》和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均为“灵川”。可见是罗正钧抄录之误,或排印之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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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本的经验１９２５年,陈仲益在《现代评论》十七期上刊出《文渊阁四库全书缺本之发见》（以下简称《发见》）,全文如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有六千一百四十三函,计三万六千二百余册。庚子之役,紫禁城为日、美兵所占,尚能加以保存,未致损失。民国六年,清室检查原书,计失去子部一函,内贮《天经或问前集》四卷,三册,《天步真原》一卷,《天学会通》一卷,各一册;又失去经部《四书大全》十卷,子部《邓子》一卷,《公孙龙子》三卷,《鬼谷子》一卷,《关尹子》一卷,集部《李太白集补注》一段。后经照热河文津阁本（即现存方…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