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宪政中民族观的变化

在清末民初的宪政活动中,统治阶级的民族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古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不平等的统治策略发展到提倡消除民族之间的界线,在宪法中开始体现民族平等思想,后又发展到“五族共和”,这是我国法律思想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巴勒斯坦民族的成长历程

巴勒斯坦民族经历了从“潜在民族”→“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过程。在思想领域,巴勒斯坦人经历了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转变。在完成了这一转变后,美国、以色列和国际社会才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心从阿拉伯国家转移到巴勒斯坦人身上,才使中东和平进程步入了正确轨道。     

五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民族主义浪潮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人类群体文明发展到近代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本文在梳理近现代发展史上各大民族主义浪潮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几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规律,凸显新近民族主义浪潮对人类的双重影响,试图挖掘五次民族主义浪潮呈现出从惠及社会的正能量到危害社会负能量的规律.     

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汉族流动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促进了地区间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业活动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内容,从业分布情况和特点,反映出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融入程度。民族地区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是汉族流动人口与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之间关系的折射,对于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Y县调研,了解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情况,深入分析汉族流动人口从业分布特点及其对民族关系的重要影响。     

试论广东汉族的形成及其与瑶、壮、畲等族的融合关系

本文以文献记载为主 ,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等资料 ,对广东汉族的形成进行多学科的综合考察 ,认为广东汉族不是简单的来自全国各地汉族的复合体 ,而是以由百越融合于汉族而形成的广府民系和潮汕民系的先民为基础或生长点 ,然后继续融合百越后裔和其他世居广东农村的少数民族的族体 ,甚至还融合了若干非蒙古利亚种族的血统 ,以及不断吸纳或融合全国各地入粤的汉族而形成的复杂的融合体。广东汉族与其他省份的汉族不同 ,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特别密切。不仅广东汉族的出现、发展和形成跟广东的三次民族融合有关 ,而且广东汉族也为百越及其后裔和瑶、畲等族所融合 ,与瑶、壮、畲等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一体化变量下的当代西欧民族主义——新功能主义的视角

随着欧洲一体化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不断扩展与深入,一方面是西欧主权民族国家对超国家体——欧共体乃至欧盟的主权让渡,一方面是相伴随的西欧民族主义的当代演变——后民族主义——的发生。尽管欧洲一体化是一个不断克服障碍的过程,在短期内难以看到欧盟从量变到质变的真实前景;尽管作为一种混合形态或过渡形态的当代西欧民族主义——后民族主义——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尚有不确定的发展方向,但欧盟的一体化实践和西欧后民族主义的发生,提供了欧洲社会经过数百年的主权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发展后实现超越自身的可能性。     

试述清末民初赫哲族从以物易物到商品经济的演变

本文对清末民初时期赫哲族从以物易物到商品交换再到货币流通的商品经济发展历史作了详尽论述。文章主要从以物易物促进了赫哲族经济向商品化发展，商品交换推动了赫哲族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进一步转化，货币流通加快了赫哲族经济进入商品经济的步伐等三个方面，深入论述了赫哲族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过程。     

从民族革命到民族再造——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中心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但是民族主义主张的单一民族建国理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有根本冲突。为解决这一矛盾,中国早期民族主义者对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进行了改造。从最初的"排满"到提出各民族互不侵犯、平等生存;从提倡以汉族为主导的民族同化到设想国内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融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在民族建国理论上完成了从汉族国家经由五族共和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嬗变。     

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研究初探——读詹姆斯·雷博德的《重构中国民族主义:从清朝的边疆民族到中华民族》

<正>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课题,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Tanner讲演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华民族研究这一课题注入了新的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数次明确提及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概念,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华民族的理论,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特别是民族研究领域)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是中华民族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一般是指     

从“异地”到“边疆”——清至民国几篇“边疆文本”的比较阅读

本文通过对清至民国几篇“边疆文本”的比较分析,试图从观念史的角度,指出这段时间对于“边疆”的认识所发生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但总体而言,可以用从“异地”到“边疆”进行概括,即从带着闲适的心态记录风土人情,到带着焦虑之心思考这片土地的保卫与开发.“边疆”观念的转变,也是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从此,“边疆”与“中心”成为一个整体,需要承担对于彼此的责任与义务.这种在民国期间形成,于建国后落实的边疆观念,也构成了此后我们对于边疆进行开发的基础.     

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活动之面面观

随明清两代经营川藏线和清末川边改流的开展,大量汉族人进入四川藏区,位于川滇藏三省区中界的巴塘一时成为汉藏文化交流的活跃区域。文章从开荒垦殖、开设商户、兴办学校、汉藏通婚、帮会组织等角度对清代至民国时期汉族移民在巴塘的活动作了论述,呈现汉藏两个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关于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本研究采取的是同一地区不同民族跨文化比较研究,目的是通过汉族和达斡尔族学生家长的取样测试,揭示汉族、达斡尔族家庭教养方式的民族差异,探讨有关影响因素,为合理、有效的家庭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

元初是一个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当时在北方汉族儒士之中,少数人固守夷夏之辨观念,坚持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态度;多数人则从民族关系变动导致的政治现实出发,对于时势动向有着较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能够通权达变,主张用夏变夷,并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大力推行汉法,从而对促进民族融合与推动元朝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清末民初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战

清末民初,传统的民族思想愈加不能减轻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中国人民千方百计地寻求救亡途径。如何处理民族问题成为国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以改良派、革命派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别围绕民族问题展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民族思想观念顺应时代要求,进行民族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国各民族自觉程度、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民国初年的制宪活动与民族事务

民国初年是中国近代法律体系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出台的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中,尤其是在各类宪法性文件及草案的讨论与制定中,都有关于民族事务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宪政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关照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推动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重要作用,对处理国内民族事务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由于时代的局限,民国初期制宪活动中关于民族事务的考虑仍然存在较大缺陷,相关规定也难以真正落实。     

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民间文学译介中的文学观与民俗观

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整理并翻译了大量中国民间文学,包括谚语俗语、歌谣民曲、民间故事等不同类型。在介绍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之时,西方学者通过序言、注释、图像,以及穿插其中的阐述,呈现出对民间文学生活属性、审美价值、中西差异的认识,而其中承载的民俗文化,具有收录方式多样、涉及主题广博、地域特征凸显等特征。藉由对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考察,相关译介呈现出西人眼中的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状态。同时,西方学者尝试探察中华民族国民性格、分析中西民俗异同,显现出模糊的民俗学学科意识。但与此同时,因缺乏明确的术语界定和系统的分类方法,概念不清、分类不明、内容杂陈等问题也较为突出,表明其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意识尚处于初始的萌芽状态。总之,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搜集、整理和翻译的中国民间文学著述,既是追溯国内外民俗学学科滥觞的重要史料,亦是其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意识的直接映射。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东北朝鲜族地区的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直承认朝鲜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一员的平等和合法地位 ,并以朝鲜族的特殊历史为依据 ,制定了在朝鲜族地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原则。其主要内容为 :保障朝鲜族人民的平等权利 ;承认朝鲜族自治权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解决朝鲜族人民的土地问题 ;积极争取和团结朝鲜族人民 ,共同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建立朝鲜族人民武装 ,共同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大力培养朝鲜族干部 ;发展朝鲜族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等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