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伍非百的正名思想

在准确区分名与实、指与物、名和谓的基础上,伍非百认为,“正名”中的“名”已经不再是具有静态特征的概念或语词,而是具有动态特征的“谓”,“正名”实质上就是“正谓”。尽管如此,他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兼名、别名二律来明确“名”,以“唯谓”来实现“正谓”,这对于中国名学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对“范畴”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是通过分析“S是P”这种基本句式而建立的.他将谓项的一般化,进而将范畴作为谓词系列的终点,并且,他依据“实体”与“属性”的不同内涵,将范畴分为十大类.然而,在《范畴篇》和《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范畴表”.之所以存在这种很少引人注意的细微差异,其原因还在于《论题篇》中的范畴表是通过追同《范畴篇》中的每一个范畴的“是什么”而获得的,二者之间承纳着一种递进的追同关系,而非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彼此之间相互独立.     

“实体－主体” 原则与本质个体

“实体 － 主体” 原则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理论的核心原则， 但是它与其谓述理论的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揭示， 从而它的内在理论实质也就不能得到清楚的说明。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谓述理论的深入分析， 不仅证实了 “实体 － 主体” 原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成立， 而且还通过对谓述理论中的一些特殊反例的分析， 揭示了 “实体 － 主体” 原则对本质个体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实体的肯定。     

论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中的符号指谓问题

借助于符号的指和谓的关联以认识事物,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形式.异质性指事物间不同类不可比的现象,它通过符号指谓显现出来,并成为符号意识不可回避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试图通过对符号指谓所涉及的所有非复合词语的分类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范畴篇>中,他把个别事物及其属种划人实体范畴,前者为第一实体,后者为第二实体,把其余词语分别划人数量、性质、关系等偶性范畴.一方面,实体能独立存在而偶性则只能存在于实体中,另一方面,第一实体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谓词,第二实体和偶性则既可作主词也可作谓词.然而,这种划分却忽视了指和谓的根本区别.表第一实体的非复合词语其实就是专名,它只指不谓,仅仅是特定个别事物的标识.所有其他词语都是普遍性词语,它们可指可谓,为同类所有个别事物提供共同的标识和范型--此即所谓意义.符号指谓最玄妙之处就在于这两种词语的结合--把谓词的意义归给无意义的专名.可见,亚里士多德把无意义的专名和有意义的普遍性词语混杂起来分类是不对的.正确的做法是,先把范畴分为单纯指的无意义范畴和可以谓的有意义范畴,再对有意义范畴作进一步的划分.     

存在义名谓句的认知语义分析

存在义名谓句(表示某处有某句)既是名谓句的一种,又是存在句的特殊形式,它大都以指示代词或方位词作为句子标记。根据存在义名谓句的特点,将其分为无界存在句和有界存在句。有界存在句是名谓句的主要形式,粘附性是有界存在句的典型特点。     

汉语"NP+(VN+AP)"句式中"VN"的句法语用特点考察

主要通过与谓语位置上的述宾结构的比较,考察了“NP (VN AP)”句式中小主语位置上述宾结构“VN”的非时间性、非述谓性、无界性、指称性、话题性、非信息焦点性等句法语用方面的特点。     

敦煌变文的名与实

针对人们对敦煌变文研究中的名实指称不明,对其概念的使用存在着扩大外延、缩小外延、一名两实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根据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为“敦煌变文”正名,并以“(敦煌)变文”指称广义的变文,以“(敦煌)纯变文”指称狭义的变文。     

郑玄的注释用语“谓若”及其对后代的影响考察

郑玄注释中多次使用注释用语“谓若”,学界重视不够.总结其用法和内涵对正确阅读郑玄注释有重要作用.我们总结“谓若”的用法有三种:一是表示用具体解释抽象或用一般解释特殊时的举例说明,二是表示用具体解释抽象或用一般解释特殊时的类比训释,三是表示推测判断.从本质上说,“谓若”属于郑玄所用训诂方法“比况例释法”中的术语之一.郑玄的注释用语“谓若”影响很大,为后代众多注释家如高诱、何晏、王肃、韦昭、杜预、范宁、裴驷、刘孝标、皇侃、陆德明、孔颖达、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李贤、司马贞、杨倞、徐彦、段玉裁等所沿用.     

公孙龙《指物论》中的逻辑和本体论

公孙龙的枟指物论枠是一篇研究指称性质和功能的文章。枟指物论枠中的“指”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称行为 ,二是指称对象。“物”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指潜存的不可判分的存在之场(混沌) ,二是指具体有形之物。公孙龙又进一步区分了指称行为的两个方面 :作为可观察到的指向动作与作为不可观察的分殊行为。当我们指向潜存的不可判分的存在之场 ,被指的那个域就与其他东西区分开来 ,成为具体有形之物 ,这便是作为分殊行为的指称行为。很显然 ,凡具体有形之物 ,都是指称对象。作为分殊行为的指称行为不是指称对象 ,而是具体有形之物成为可能的条件。但作为可观察到的指向动作的指称行为却是指称对象。     

苗语“量词”跨方言比较研究视点之一——中部方言量词语义特征考察

文章从语义视角切入,考察中部苗语量词在义项建构、语义指称等方面的表现.得出两点结论:其一,从词义入手,中部苗语量词可分为“单义”“多义”、“杂义”三种类型,三种类型义项建构各具特色,“杂义”特征尤为明显.其二,中部苗语量词语义指称存在独特表现,既可多种词形指称一个对象,也可一种词形指称多个对象,而且能表现指称对象的形与意.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之间并无血缘关系,维系二者关系的纽带是政治.冯氏虽凭借孝文帝这张政治王牌攫取了北魏政权,但对孝文帝却心存猜忌,因此多设监视加以压抑.对冯氏压抑的反抗心理,成为孝文帝当政后迅速迁都洛阳的催化剂和重新组建政权的感情因素.从此,皇权取代后权,北魏政治别开生面.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游于艺:徐渭的艺术精神

徐渭虽然是明代文坛的边缘人 ,但却代表着明代文学的一种新精神 ,就是以“玩文学”的方式消解“诗言志”、“文载道”的传统。他的诗文创作既非源自某种使命感或道义精神 ,也非社会的写照或干预生活的武器 ,而是一种游戏人生自得其乐的生存方式。他拒绝崇高拒绝深刻 ,化神圣为笑谈 ,化正经为滑稽 ,在明代文学特定的语境中横空出世 ,开启了晚明“独抒性灵”的诗风与文风     

辞家豪气今何有”——韦君宜(1939—1949)研究

以韦君宜奔赴延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939-1949）创作的小说、日记、旧体诗、杂文等史料为研究对象,在互文对读中建构丰富的“泛文本”意义场,全面综合地把握韦君宜早期由救亡青年到受到“抢救运动”规训,继而转向中共文艺机关干部的曲折心路,不仅能弥补对韦君宜早期研究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理解以其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精神历程。     

“介于朱、王二本之间”——魏庄渠《大学指归》对明代理学的批判、融通与重构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以免对明代理学做出简单化理解。     

论曹魏权力合法性与思想演变的关系

曹魏政权的合法性与思想演变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在曹操执政时期,其权力合法性存在很大的危机,执政者加强控制,士人不得不在观念上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而在魏文帝、明帝时代,权力合法性危机得到缓解,政权内部集团的势力相对平衡,总体上为玄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司马氏专权时期,其僭越的权力形态寓含着合法性危机,使其加紧了对思想领域的控制,玄学的思想活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魏晋玄学至此告一段落。     

论宋朝潮州前后七贤出现的思想文化氛围

历史上某一地区的精英群体与杰出人才,往往是在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重心推移的强势辐射与该地域文化发展的上升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涌现的。本文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论述了宋、明时代潮州的“前后七贤”正是在我国宋代以降,整体思想文化重心南移而偏于东南一隅的潮人文化则历经长期的文化交融与变革,步入发展的高峰期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之下出现的。     

论潘耒的治史主张

对于<明史>修纂,清初史家潘耒在<修明史议>中提出八条主张,即"搜采欲博,考证欲精;职任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涉及史料采集、史事考证、分工合作、修纂义例、史家立场、评判原则、修纂期限、史书卷帙等,对于当时<明史>和后来的<清史>修纂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甘洒热血存"春秋"--张岱《自为墓志铭》现象窥探

从写作背景、墓志文剖析及其寓意等多个方面,对张岱《自为墓志铭》现象作了考察分析,表现了张岱"存国史"和"存明"复明"的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