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原因探析

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苏格拉底的反民主政治观点及其对青年人的政治影响是导致其被控和定罪的最重要的原因。宗教方面的“不信城邦神另树新神”是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的次重要原因。此外,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和敌意对审判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因之,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苏格拉底被控和定罪是合法的,是有充分理由的。但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来看,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和定罪显然是不公正的。     

西塞罗论苏格拉底

在把苏格拉底敬奉为"哲学之父"的同时,西塞罗从两个方面对苏格拉底哲学及其传统进行了深刻的改造:其一,通过对苏格拉底哲学的学园怀疑主义改造来消解希腊哲学的思辨理性,创造出"可能性真理"的思想,要求哲学成为一种实践的政治哲学;其二,通过在修辞学与哲学逻辑一致的基础上对修辞学的公共说服功能的强调,要求政治哲学从理论变成现实,来指导具体的政治生活.于是,通过对希腊哲学的理论改造与对现实政治的实践强调,西塞罗创建了一种独具罗马精神的知行合一的政治哲学.     

治理的内在张力及其消解：由庖丁解牛看庄子的简约治理观

围绕庖丁解牛这则寓言故事,庄子阐发了一种简约治理观。他认为施治者在政治治理中会遇到治理的内在张力问题,即作为治理主体的施治者与作为治理客体的民众之间出现了对抗性关系。这种张力的出现主要是由治理者缺乏充分的施治技艺、采用的治理方式不当以及忽视了民众的利益诉求等因素所导致的。而消解这种治理张力则在于施政者在掌握大道运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施展政治技艺,构建有助于涵养民众自然本性的治理模式以及转换主客视角,设身处地地考虑治理客体的具体状况,实施有助于满足他们需求的政治措施。     

试论柏拉图的“哲学修辞术”

在《高尔吉亚》《斐德若》《苏格拉底的申辩》对话著作中,柏拉图探讨并总结了在雅典民主制下,言辞技艺在政治领域的实践运用,创造出ρητορικη?一词指称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辞技艺(即狭义的修辞术),并且从正反两面揭示了智术师派修辞家宣讲的修辞术存在的利弊。在哲学与修辞术的关系上,柏拉图并非简单地一概否认修辞术在政治领域的运用,而是在肯定修辞术作用的同时,一面强调政治修辞术必须为追求正义服务,不能以牺牲人们对美德的培养为代价,而败坏了城邦政治和人的灵魂的秩序。柏拉图在研究和批评智术师派的政治修辞术的同时,对自己的写作技艺也作出了正面的总结和归纳,推出了为哲学服务,化解哲人生活方式与城邦大众之间价值取向之间矛盾,流传哲学火种的哲学修辞术。     

认识你自己——从宗教到哲学的反思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门楣上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将这句箴言纳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之中,用以解说哲学的使命。它使得哲学在苏格拉底这发生了转向,把哲学对象从自然转向了人和社会,使"人是万物的尺度"在浅层面上得以升华,解决了关于哲学本质的问题。它也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人不能真正认识‘自己’,便不能很好的认识世界"这一真理的深刻内涵,并且也为近代哲学把认识论提升到研究首位提供了理论启发。因此,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我们的精神生活却出现危机的今天,重温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现代视域中的苏格拉底问题

黑格尔、尼采和施特劳斯都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回到苏格拉底,重提苏格拉底问题的。黑格尔揭示了苏格拉底从伦理到道德的精神转变,勾画了伦理缺失的西方主观道德精神发展史。尼采在苏格拉底文化转向的背后看到了希腊乃至整个西方由伦理的和美的文化向道德的和科学的文化的巨大转变。施特劳斯揭示了苏格拉底的政治转向,指明了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异质性,以及现代政治科学对这种异质性的消解。     

苏格拉底:刺猬还是狐狸?——对苏格拉底悲剧的一个再思考

苏格拉底的悲剧是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怎样解释这一事件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苏格拉底哲学的性质以及他与城邦政治的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哲学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种是一元论的、绝对真理的、建设性的,另外一种是多元论的、怀疑论的、破坏性的."刺猬"和"狐狸"可以分别代表这两种对立的意象.这两种类型的哲学都可能与城邦政治处于紧张的张力之中,对其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政治文明与法治关系论纲

一、法治意识孕育于前资本主义政治文明1.古代先哲揭示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古希腊先哲赋予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从各自的角度和立场 ,对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苏格拉底用自己的行为捍卫了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尊严 ;柏拉图抛弃了“哲学王统治”的幻想 ,重新构划了一个法律至上、人人服从法律的法律乌托邦社会 ;亚里斯多德从实证角度证明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价值 ,并提出了法治实现的朦胧理路。古罗马先哲在继承古希腊法律思想遗产的基础…     

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探析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探讨了"什么是正义"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解答:一是以色拉叙马库斯为代表的"强权即正义"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一是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对于哪一种观点最能代表柏拉图的真实意图,以及苏格拉底的理论是否有效反驳了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一直存在争议.分析解读表明,苏格拉底的"正义至善论"才是柏拉图的正义理论的核心.这种"正义至善论"能够有效反驳这种功利主义正义观.     

"治世"之在与"在世"之治:共同体生活的哲学路径——从《道德经》追问政治哲学的基底

<道德经>中对"治世之道"的追问首先在于对"道"的认识,批判非此即彼的认知逻辑视角.其次,"在世"的共同生活被营造的价值对立关系所支配,而只有"抹平"差异,才能在一种共同而自然的生活方式中葆有"道".最后,对于一种现实的国家治理,老子认为不应由"哲学王"来完成,而是应该遵循现世君王诸侯的自然现状,"在世之治"的现世智慧就是"无为而治".因而,老子的"无为而治"是"在世之治"而非"治世之在",这一观点进一步追深了政治哲学的逻辑基底.     

正义还是虔敬？——《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术--柏拉图《斐德若》开场（227 a1-230 e5）绎读

柏拉图的哲人身份和诗人(或称文学家)身份的争论涉及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并尝试理解他的作品。《斐德若》记叙了苏格拉底与文学青年斐德若之间关于吕西阿斯一篇公开演讲稿的私下谈话。在这场谈话之前,柏拉图以戏剧笔法叙述了苏格拉底与斐德若之间的相遇。正是在这段戏剧场景之中,柏拉图隐晦地呈现了哲人苏格拉底无法避开的政治境遇———哲人的爱欲如何借助言辞与常人的爱欲相融并促进常人灵魂的上升。在与斐德若的交谈中,苏格拉底清楚地把握了城邦与公共言辞之间的关系,巧妙地使用严肃戏剧诗术和双重修辞的技艺,既保护常人免受吕西阿斯言辞的危害,又恰当地为真正的哲人生活辩护。柏拉图的戏剧手法与苏格拉底的诗术及修辞合而为一,共同构成了哲学不可或缺的文学性因素。     

虔敬与苏格拉底审判的二重性

虽然苏格拉底在宗教实践上与其他雅典人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可能更虔敬,但其基于理性的宗教认知却与遵循习惯与本能的后者相去甚远.而他对雅典人信仰行为的理性质询,则可能导向对公认的宗教实践的一系列怀疑.这就使苏格拉底审判具有了必然性.古希腊城邦的政教合一,既决定了作为德性的虔敬与正义的二重性,也决定了苏格拉底审判的复杂性质:它既是一种政治审判,也是一种宗教审判,而不是以宗教名义发起的单纯的政治审判,或仅由信仰动机而引发的宗教审判.     

柏拉图智慧论中的辩证意涵

柏拉图的辩证术具有辩驳、探求真理和劝谕的作用，展现了智慧与无知、技艺、爱欲之间的辩证关系。苏格拉底的自知无知涉及对整全和最重要事务的无知，可激励人追求最高的知识和智慧。辩证术通过揭示人自以为知道的事情上的无知，使人陷入困惑而反思自身认识的限度。柏拉图对知识和技艺本质的辩证思考，可避免将智慧扭曲为诡辩术。智慧并非确定性的技艺，但对政治和立法这类最高技艺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爱智慧的哲学作为整体的构建是其他技艺走向完善的依据。苏格拉底的爱欲术有如无知之知，主要用于自我认识，以看清人自身爱欲的本质。爱欲术不是促使哲学向技术转化，而是借助辩证术砥砺灵魂向秩序的根基和智慧敞开。     

中国当代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势能”构造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出现的高强度“政治势能”给边疆治理及其现代化推进以强烈的影响,从而昭示边疆治理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关注边疆的“政治势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关注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关注力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价值性政治势能是因边疆治理中的目标追求改变而形成的势能,一元化政治势能是因领导体制变化而形成的势能,机制性政治势能是因机制运作效能提升而形成的势能。大体上讲,关注性政治势能和价值性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和政策效果评估,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而机制性政治势能和一元化政治势能偏重于边疆治理的决策执行,但对边疆治理过程的其他环节也有深刻影响。因此,“政治势能”贯穿于边疆治理的全程,并对边疆治理形成全方位的影响。“政治势能”的构造成为边疆的一种中国特色治理模式,是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的“治理密码”。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的智慧

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条贯穿《申辩篇》的主线。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是在为众人对自己的误解和污蔑申辩,也是为整个沉睡的雅典申辩。这不仅表现在无知之知基础上的爱智求知、走向死亡的从容豁达,而且也指向了《申辩篇》的核心: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以《申辩篇》为例,具体阐述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及在面对政治迫害时,苏格拉底坚守哲学的崇高使命。     

从科学到政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其初期表现为一系列国际气候会议的频繁召开,后期表现为气候问题进入了"安全化"动议。国际社会对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操作会产生正反两种效果: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该问题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引起政治争议而内耗了所需的公共资源。因此,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应当凝聚更多的政治共识和行动,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推卸责任。     

自由与责任: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自由和责任是一对孪生概念。但分别从自由出发和从责任出发来处理责任-自由的关系, 我们看到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这两种观点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主体性,即权利在先意识和责任在先意识。分析这两种主体性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运行,可以帮助我们从根本上理解当代中西方政治生活的差异性。在权利意义上的自由指的是人在选择中至少面临一种“想要选项”;而责任概念的关键点是个体面向未来、他人和它者。权利在先意识引导着自由主体性,在政治生活上主张把某种普遍的“想要选项”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这种政治称为权利政治。责任在先意识所引导的责任主体性,则把政治生活奠基于主体对未来、他人和任务的深入理解,要求每一个人不断培养自己的责任感,并对政治家的责任感提出更高要求,这便是问责政治。这两种由不同主体性所承担的政治体制各有利弊,简单地互相否定不会给我们人类带来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