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论经”和“以经论史”——刘知几经史观探源

刘知几的《史通》,为历代史学家推崇。然其《惑经》《申左》两篇的论述与其余诸篇截然不同。学界对刘知几经史观的考察多侧重经学或史学的单一角度,鲜有合而论之的全面研究。他在《惑经》篇中"以史论经",即以史的标准考订《春秋》,提出"十二未谕",且认为后人对《春秋》多有虚美。在《申左》篇中"以经论史",即以经的理念极力推崇《左传》,提出"三长五短"之说。这种全新的论述反映出刘知几特殊的经史观,极具探究价值。     

词的本色探究及李煜前期词内容评析

大多数文学评论者 ,都肯定李煜以《虞美人》为代表的后期词 ,而表现出对他前期词评价不公允的倾向。这就需要对词的产生及本色作些探讨。词本是花间樽前之物 ,艳科乃为其本色 ,文士作词是为了娱宾遣兴的 ,因而内容必然“儿女情多 ,风云气少”。李煜前期词的内容可分为描写宫庭歌舞宴乐、男女恋情、隐逸远祸、追思怀旧和离愁别恨五个方面。这些词真实抒写了他各个方面的生活情状 ,是他各种情感的深刻写照。他的词出自《花间》 ,又高于《花间》。他的前期词与后期词一致 ,为词史演进与宋词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从苏轼、秦观词看词与诗的分合趋向——兼论苏词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明人张綎在《诗馀图谱·凡例》中说:“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这是最早以婉约、豪放对举论词的意见。他主要从艺术风格立论,以苏、秦两人为代表,把婉约、豪放视作“词体”的两大分野。他的意见受到后来词评家的重视。一类从艺术风格继续加以发挥,如江顺诒《词学集成》:“秦少游得《尊前》、《花间》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     

温庭筠词的形成及其与晚唐五代词发展的关系

隋代及初唐的民间词即是当时的民歌,中唐以来文人词属于诗余性质。温庭筠是词史上第一位大力填词的文人。他生活在需要小词产生的环境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创作。温庭筠的作品代表性风格是设色浓丽,辞藻繁密;另一种风格是气韵清拔,格调高峻。温词是对齐梁时代美学精神的隔代传承。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词是一种介于俗文学与雅文学之间的并逐步向雅文学转化的过渡性文学样式。《花间集》中的词人围绕温、韦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庭筠为代表,可称为"伶工之词";另一派以韦庄为代表,可称为士大夫之词。以温庭筠为代表的一派词人在文学自身以及历史发展的双重指向下,开拓了全新的诗歌之路。伶工之词在晚唐五代词稀⒗的发展期是不断进步的,由温庭筠到欧阳炯、顾,词的语言和表现手法变得越来越纯熟而自由,为词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毛泽东的"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伟大理论成果都可以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哲学基础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三论为代表。具体说,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山斧";其矛盾分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解剖刀";其群众史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将继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挥其哲学指南作用。     

说李煜《虞美人》和《浪淘沙》

李煜是南唐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词人。由于他身经亡国之痛,身分和环境起了急剧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使他前后期的词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前期的词多为描写宫廷享乐的艳情之作,如《玉楼春》(晚妆初了明肌雪)、《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等,可谓代表作。后期的词几乎全是写囚居中“日夕以泪洗面”的深悲巨痛,如《虞美人》(春光秋月何时了)、     

吴于廑先生对整体世界史观学术渊源的探讨

吴于廑先生所倡导的"整体世界史观",被誉为"世界历史新理论在我国的兴起"。这一整体世界史观的萌生,最早见之于1964年他所著的《时代与世界历史》一文。这在时间上与西方学者提出全球史观如英国学者巴勒克劳夫撰写《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1956年),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1963年),斯塔夫里阿诺斯推出《全球通史》(1970年代初),基本上是同时的。     

也谈“将文人趣味打并入艳情”——以文人词为视角看少游词的价值

历代以来,学人从情的角度、从词的特性角度所揭示的少游"以心为词"、"雅淡趣幽"等也的确抓住了其为词的要害,但有失笼统.自明代张南湖以来,关于少游词的评品又陷入了豪放、婉约之争的窠臼.历代关于少游批评的根本失误在于没有特别顾及元祐那个极具文化意蕴的时代大背景.从文人词视角论证,少游的魅力在于和柳永相比,他能直达情感、生命的极处,他也因此成为元祐文士代表之一;和苏轼相比,他又能将文人趣味落实到人情的日常,实现元祐文士高雅情致与平常日用在词中的完美结合.他的词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是文人词的代表,这是他的词价值之所在.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     

重谈元明《孟子》学的转向——以洪武朝为叙述中心

元代《孟子》学以"纂疏体"与"旁通体"两类经疏为主,总体表现为"辞繁而旨深"的状态。朱元璋通过暂停科举、编纂《群经类要》和《精诚录》、罢孟子配享和编纂《孟子节文》三大举措,对元代"辞繁而旨深"又不切实用的《孟子》学予以了否定,提倡经典诠释的简易、通俗、以实用理念为导向的风尚。这种变革方向,与以宋濂为代表的元末明初学者的要求具有一致性,也与明代中后期《孟子》学发展的情况是一致的。元明《孟子》学的转向,实则发生于洪武朝,而非永乐朝。     

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与辛弃疾《西江月·遣兴》比较谈

宋朝词人苏轼与辛弃疾都被称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本文以苏轼的《临江仙》和辛弃疾的《西江月》这两首词为例,比较两位词人在创作风格上的异同。     

黄咏雩《天蠁词》创作简论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黄咏雩以诗词活跃于南粤文坛,是民国时期岭南诗词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著《天蜜词》反映社会现实、咏叹个人情怀,在民国词体观念下呈现出有以诗为词、取法风骚;熔铸经史、寄托遥深;“备婉约豪纵之长,骇浑厚幽折之致”等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应当引起学界注意。     

浦江清先生的词学贡献

浦江清先生是一位博学多能的人物,词学研究只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部分。他是20世纪词学史上科学地阐释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第一人;他用“以史证诗,以诗补史”的方法,对花蕊夫人《宫词》的作者及其真伪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解决了词史上的“千年之惑”;他借鉴中国传统的诗论、词论和西方诗学的某些成果,解读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和温庭筠《菩萨蛮》14首,不仅新意扑面,妙趣横生,而且发明了两种全新的读词方法。他的词学著述虽然不多,但其贡献却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词学思想和治词方法,值得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蝉声呜咽中的凄凉与悲苦——《乐府补题·齐天乐》析论

《乐府补题》为宋末元初词社唱和的一部咏物词集,自清初复出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第四组《齐天乐》(余闲书院拟赋蝉十首)最为凄凉悲苦,这是南宋遗民词人易代之际的心灵写照,他们以主客同体、托物寓志的艺术手法表现身世之悲、家国之恨,不但赋予了中国传统"蝉文化"更为复杂深隐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咏物词的艺术表现力,给予后人广阔的联想和阐释空间。     

试论汤显祖的《花间集》评点

汤显祖喜爱《花间集》由来已久,晚年更为其作了评点。曾有学者批评汤显祖的评点"内容极为贫乏",窃以为不够恰当,事实上汤显祖的评点覆盖面相当广:在内容方面,不仅阐发了花间艳词的情感内涵,而且揭示了花间词丰富的内容,以事实证明"词为艳科"之说是片面的;在艺术方面,对花间词的艺术特征进行了多角度探索,选择了词境与诗境、词境与画境相比较的批评视角;在词史方面,探讨了花间词的艺术渊源,也探讨了花间词对宋词乃至元明曲的影响。鉴于汤显祖在文坛的地位和评点本身的质量,他的评点不仅扩大了《花间集》的影响,推进了词学及诗词曲研究,而且为我们探讨他的戏曲创作道路、创作特色及其成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曹溶任职山西大同期间的故国之思

曹溶是清初著名词人，他的词能确定作于任职山西期间的，有30首，几乎占他全部词作总数的1／6。在这些作于山西的词中，曹溶经常通过登览古迹抒发深隐的故国之思，如《绮罗香·云中吊古》和《永遏乐·雁门关》等。作者采用融藏今典于比兴的艺术手法，深隐地表现当代史事和故国之思。     

振叶寻根 直指词心——评《倦驼庵稼轩词说》

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是一部很重要的研究稼轩词的论著。这是作者自己词作创作经验和宋词鉴赏方法的结晶。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重点分析了《稼轩词》主旨美:"诚"和"高致"。这个"诚"就是辛弃疾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情和生命热望;"高致"则是作者心胸精神的自然流露。二是分析稼轩词艺术美:灵动妙悟,注重词汇、句式和词义之间的圆融和谐。三是他为读者欣赏阅读稼轩词指出方法:尚友词人,了解词人文化背景。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一书作为词史型选本,它不仅完整地勾勒了唐宋词史的发展轮廓,而且明确提出并完善了唐宋词体派,体现了融通、宏大的文学史观与发展的学术眼光,并将滑稽派作为唐宋词史上不可忽视的一派进行了认定,为词选史上确立了以选为史、史选结合的词选范本。     

新见顾随自注本《濡露词》研究

《濡露词》是顾随自印的第六种也是最后一种词集,代表了其词的最高水平。除了印本、稿本和部分初稿之外,尚存一部顾随弟子的抄稿,内有顾随亲笔批注、题识,极具版本和文献价值。以“自注本”为基础,系统考察了各本的来历、关联,进而全面评述了《濡露词》的创作背景、思想性和艺术性。《濡露词》二十二首是在北平沦陷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创作的,意象常取“秋景”和“旧观”,用语多用释家名词,承载了作者更多的情感与寄托。我们既要看到学禅对于顾随为文、治学、授业全面而深入的影响,亦不得因此忽略他身负国仇、家累、病苦多重重压所表现出的忍辱、精进、担荷的修行功夫。同时,顾随先生不蹈袭前人的开拓创新精神也在《濡露词》中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