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整治吴淞江的历史功绩不容姚文元否定

十三年前,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合伙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以下简称姚文)。这是江青等人阴谋结帮篡党跨出的重要一步。姚文刚出笼,立即遭到学术界的批评和抵制,大家对它那种曲解人意、栽赃诬陷的手法极为愤懑。姚文把“退田”说成是在鼓吹“单干”;“平冤狱”说成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不满;提倡“刚直不阿”说成是要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情绪……。这类诬蔑不实之词,只有政治文痞才说得出。文章通篇粗暴蛮横,霸气十足,不失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杰作”。在这里,我仅对海瑞整治吴淞江一事,批判姚文蓄意歪曲历史的卑劣行径。     

广东文、史学界开展关于《海瑞罢官》問題的討論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引起了广东学术界极大的注意。广东历史学会、广东语言文学学会筹委会和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文科的有关的系和专业,都先后就《海瑞罢官》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大多数同志认为,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和很中肯的批评意见,把问题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服务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必须得到正确的解决的。一些同志在发言中,具体地分析了海瑞的“退田”和“平冤狱”的历史背景及其阶级实质后指     

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

"文革"初期山东的文化批判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11月《大众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第一阶段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第二阶段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开始对本省人物进行点名批判。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与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整个"文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顿、改革是一场革命——《读邓小平文选》札记

<正> 《邓小平文选》于党的生日七月一日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翻阅《文选》可以看到,在一系列的论著中,许多地方都谈到整顿和改革。整顿、改革是《文选》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精神财富。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这期间的八篇讲话,几乎全是讲的整顿问题。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反映了把偏离轨道的革命航船引向正路的决心,也是对“四人帮”的反革命破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拨乱反正。这是对全党被”四人帮”破坏和搞乱了的思想进行根本的整顿。三中全会以后,在整顿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一系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

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史学界继否定李秀成之后,一九六五年的《文史哲》、《历史教学》等刊物,也先后发表文章,对“五四”时期的陈独秀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则更进一步对陈独秀一笔抹煞。最典型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舆论工具——     

论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文学的沉沦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成为“四人帮”实施政治阴谋的大本营,上海文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沉沦。上海成立了《红旗》上海组稿小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朝霞》等,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摇旗呐喊。长篇小说《新桥》、《虹南作战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海港》、《白毛女》,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等,都成为“四人帮”政治宣传的工具。     

山东省青年文学评论者召开方法论更新座谈会

<正> 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山东省社科院文研所、曲阜师院、淄博师专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山东省部分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座谈会,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淄博市召开。座谈会围绕着“改革文学评论方法,振兴山东文学评论”的主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新时期文学的空前繁荣使文学评论工作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文学批评方法要变革,这是历史的趋势,也是时代的要求。大     

“四人帮”搞“批儒评法”是假,妄图篡党夺权是真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利用各种时机,或篡改运动方向,提出反动口号;或插黑手,造谣言、煽阴风,进行干扰和破坏,处心积虑地要篡党、夺权、复辟。“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在“批儒评法”的幌子下,炮制大量毒草,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就是他们一连串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四人帮”为了保护林彪死党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开始就妄图用“三箭齐发”,打乱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转移运动的大方向;接着又利用“批儒评法”,大搞阴谋诡计,胡说“宣传法家”是运动的     

剥削阶级的道德为什么可以批判继承?

<正> 1963年和1964年我国学术界曾开展一次道德问题的讨论。64年春,山东大学就岳飞爱国主义能否继承问题也进行过争论。后来,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一条极“左”路线,把道德问题划为“禁区”,把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打成“修正主义”分子,致使大家不敢或不愿接触这一问题。一场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社会道德风尚遭到严重破坏,由无产阶级革命家树立、培植的共产主义道德传统被抛弃,打、砸、抢成风,造成社会极度不安,人们在巨变中深刻地认识到道德的社会价值。在当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又涌现出许多新的伦理问题,因此继续把道德继承问题搞清楚,十分必要。     

广东逻辑学界揭批“四人帮”对形式逻辑的诬蔑

最近,广东逻辑学工作者举行会议,揭批“四人帮”践踏逻辑科学的罪行,并批判了“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哲学辞典》编辑小组编印的《哲学小辞典》对形式逻辑的诬蔑和攻击。与会同志首先指出,“四人帮”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学点逻辑”的指示,对逻辑科学进行了种种诬蔑。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大量印发了《哲学小辞典》。这本帮书,在“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条目     

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正>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前和粉碎“四人帮”后的美学讨论与发展情况作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大革命”前的美学讨论,比较重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并且围绕着美的本质问题的不同观点,逐步形成了几个不同的学派,争论也很激烈;不足之处,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粉碎“四人帮”之后,美学从长期被禁锢的状态下解放了出来,出现了空前的活跃。美学界及广大美学爱好者,为适应社会     

明史研究的可喜硕果——胡凡教授新著《嘉靖传》读后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一个文痞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竟然导致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引发了一场翻天覆地的"文革"运动.这场地震般的"文革"运动连同它的余震,前前后后折腾了整整十年.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被海瑞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大清官强谏的嘉靖皇帝,他到底是个何样的封建帝王呢?     

“左派”的外衣 极右的实质——再批“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把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拥护者,打着这个伟大理论的旗号来篡改这个伟大理论”,他们“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华主席的透辟论述,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左派”伪装,极右派实质。“四人帮”与林彪本是一丘之貉。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林彪垮台后,“四人帮”袭用其假左派的老谱,比林彪伪装得更加荫蔽、巧妙。江青不是恬不知耻地借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正> 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矛盾。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可以迅速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一文的精神,党的八大制走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是,后来由于“大跃进”、“公社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穷过渡”等“左”的错误以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致使这些正确的原则无法执行。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三中全会才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由于党     

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新解

<正> 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接连发表了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那正是大搞阶级斗争(反右派)和路线斗争(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并以此为纲推进狂热的“大跃进”的年代。文坛上泛起了为错误路线呐喊助阵的“假大空”风气。这两部历史剧却发出了另一种热切的声音:珍惜人才,抓紧文化建设!“以道德化天下”,让人民“安居乐业”!这是非同一般的。由于各种原因,郭沫若本人和研究者对这两部历史剧的意旨都没有如实地阐发。现在有必要做一番揣摩了。     

鲁迅《故事新编》研究的新收获——山东省《故事新编》学术会议讨论综述

<正>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鲁迅研究者们公认的难题。它与《呐喊》、《彷徨》相比,创作时间从一九二二年冬第一篇《补天》(原名《不周山》)始到一九三五年写的《采薇》、《出关》、《起死》,前后延续了十三年之久;作品内容从古代的神话传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实,涉及到许多“古人”“故事”,又穿插了不少现代人的生活情节;艺术形式,鲁迅说它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这都显示出了《故事新编》的“独特”性。关于如何理解《故事新编》,鲁迅生前曾有不少自述或评论,本应成为研究《故     

试论马克思、列宁的“行政”思想——兼论“行政”的科学内涵

(一)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最早阐述行政范畴的是《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其后,在1844年夏完成的《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中对行政问题又进一步作了发展和完善,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行政内涵的完备论述。1843年,担任《莱茵报》主编职务的马克思,耳闻目睹了许多关于摩塞尔河谷地区农民     

也说“臭老九”的由来

1980年,《随笔》第11集《“九儒”说略考》一文认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咒骂为是“臭老九”,是来自谢枋得所云的“九儒”。我看并非如此。宋末爱国诗人谢枋得所言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说“儒”的社会地位低下,竟在娼之下、丐之上。如按这种说法,“儒”的社会地位如此低下,“四人帮”为何还要丧心病狂地加以镇压呢?“四人帮”之所以要残酷地迫害知识分子,根本原因是出于他们篡党夺权     

《经邦济世 华章异彩》首发式暨座谈会

2012年7月16日,《经邦济世华章异彩——<新华文摘>转载<社会科学战线>文章荟萃》文集首发式暨座谈会在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该书将《社会科学战线》自1978年创刊以来的30多年中被《新华文摘》转载的文章汇集,包括论点摘编在内的397篇文章,     

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

金圣叹是否“腰斩”过《水浒传》是学术界所 关注的一桩历史公案。立足于金评本本文的研究,我们发现诸多证据足以证明金圣叹确曾“ 腰斩”过《忠义水浒传》。着眼于金评本研究“腰斩”问题,不仅可以揭开金圣叹“腰斩” 《水浒传》的历史真相,而且有助于对其作出系统全面的文化美学评价,而不是孤立肤浅的 政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