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培根对归纳逻辑的贡献

本文论述了培根对归纳逻辑的贡献。首先 ,批判了以往逻辑理论的痼疾 ,为归纳逻辑的系统化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其次 ,提出了一些归纳逻辑的基本原则 ,为归纳逻辑的系统化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 ,建立了归纳逻辑新体系 ,使归纳逻辑科学化、系统化     

《木林集》:培根实验方法的真正范本

《木林集(》Sylva Sylvarum)是培根在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著作,被视为新自然哲学方法的具体示范。《木林集》作为"实验的自然史",具有突出的特点而不同于近代早期一般的自然史。该书在培根"伟大的复兴"新科学计划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书中的自然史实际上是培根实验方法论的真正范本。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与历史主义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质,往往被马克思的注释者所费心强调,与此同时,似乎从这样一种自然概念,可以推演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但是,透过罗蒂放弃“自然的”与“人为的”的区分的后果和施特劳斯的自然概念对价值相对主义的消解这个背景,可以发现历史主义只是引入一种以自身历史性处境为导向的世界观,它忽视了历史/自然这一关系结构中,自然是这个关系结构的根本。无以提供某种普遍性规范的意义则是它的现代性后果。     

略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马克思自然概念具有社会--历史性质,马克思赋予自然以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种内涵,并找到了统一于二者的自然与历史的辩证法.     

科学与宗教异同论

本文在界定科学与宗教的定义和内涵的基础上,着力探讨了二者的诸多差异（立足基础、价值关涉、真理属性、运用方法、介入方式、社会功能）和相同之处,进而论述了科学家与宗教的关系。     

科学方法的特点

科学方法具有诸多特点,主要是历史性和连续性,独立性和相关性,客观性和先验性,合一性和分立性,一元性和多元性,整体性和层次性,批判性和保守性,精确性和灵活性,广博性和局限性.     

理性与信仰的互补：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视角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本文试图在对各种传统观点如冲突说、分离说和整合说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理性与信仰互补的新视角来探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     

试论科学与宗教对话的可能性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极其复杂,二者在历史上曾有过激烈的矛盾冲突,但作为人类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式,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学与宗教将在相当长时期里同存共生,它们之间进行对话是可能的。引导科学与宗教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实现合理对话,将有益于促进科学与宗教和谐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     

当前培根研究的三种取向——以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为视角

对培根的研究过去一般来说主要属于科学哲学的任务.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深入,要求我们打破既有的学术分工,从思想的层面切入培根的作品,对培根予以更具整体性的把握.从哲学和神学的关系来考察当前的培根研究,可概括出一般的哲学史、政治哲学和历史学三种不同的取向.     

康有为的科技观与培根的《新工具》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亲眼目睹了科学技术改天换地的巨大威力,转而提倡物质救国,呼吁科学兴邦。他认为欧洲文明发源地是英国,英国物质文明首倡者是培根。因而他讴歌培根是实验学派的先驱,拨千年黑暗而致万里光明,推动欧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世界。康有为受到培根《新工具》批判道德哲学的思想启发,指出中国积弱原因之一亦在于重道德而轻物质科学。他模仿培根《新工具》著《物质救国论》一书,走近了培根的科学论,标志着康氏从政治道德救国论向物质科学救国论的思想转型。康有为接受了培根把人的力量拓展为知识的力量能改变人类命运的论断,认为西方文明先进与东方野蛮落后的反差,是知识的高低与科学的盛衰所造成的。康有为提倡科学的目的与培根不同,康氏是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培根提倡科学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     

科学与宗教关系20年研究综述

由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涉及哲学、宗教学等许多基础研究问题,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因而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尤其是在科学哲学领域和宗教学领域,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更是备受关注。自1980年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如何?二十年的研究表现出了哪些特点?在系统查阅二十年来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初步梳理。二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关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著作主要有:李申主编的《高科技与宗教》、钱时惕所著的《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周建漳等人主编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第六届中美哲学宗教学研讨会论…     

波普尔的“培根问题”及其解决

“培根问题”亦即“偏见”问题。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是继近代英国经验论者F 培根之后第一个对此问题作深入探讨的现代哲学家。他不仅首次将内涵于培根“假相说”中关于偏见与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的关系问题称为“培根问题”,而且提出了与培根的解决方法不同的证伪主义的解决方法。波普尔对培根问题的重新发现及其解决,使“培根问题”得以深化,使西方知识论的研究得以拓展和丰富,但他并未能使这一问题得以真正解决。培根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曹明伦译《培根随笔》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弗朗西斯.培根的代表作Essays是散文史上的杰作,在国内有多种译本流传。曹明伦的译本文笔优美,形神兼备,享有很高的声誉。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看,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了恰当的适应和选择,在翻译方法上很好地完成了语言、文化、交际三维转换,取得了较高的整合适应选择度,是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     

宗教与科学的融合:论詹姆斯关于“宗教科学”的建立

在科学时代寻求信仰理解的可能性,是威廉·詹姆斯哲学思考的主要目的。为了实现宗教与科学的融合,詹姆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在对大量个人神秘的宗教体验进行考察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一门"宗教科学",即以心理学所公认的"潜意识的自我"解释宗教经验中个人与"还有"的会合,使宗教现象成为能够为科学所分析的事物。     

宗教与科学关系探析

科学和宗教代表了人类思想的两大体系.科学与宗教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科学曾长期混存,宗教为科学家提供信仰和研究的动力,宗教需要理性为信仰服务.科学发展一旦超越了宗教教义所允许的范围,就会遭到宗教的制裁.现在科学和宗教的地位和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科学还无法证伪宗教的一切命题.在科学时代,宗教需要接受科学的挑战,科学需要不断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宗教与科学从对抗转向对话.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概念的多维度解读

已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概念的解读要么只关注作为本体的自在自然,要么只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特性,并以此来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概念的区别。这样的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简单性和片面性特征。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概念是相互一致的,并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性特征。优先存在的天然自然、人自身的自然、通过实践作用的人化自然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概念的三个具体维度,并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三个具体的维度又具有历史发展的内在融合的统一性关系。     

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方法之比类研究

实证的方法自孔德提出以来,逐渐成为科学方法的代表,为公众所接受与普及。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与实证科学方法之间有着相类似的现象。从一般方法论角度比类清代朴学与实证科学,能够论证得出朴学中具有科学的方法与精神的结论,从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具有科学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关于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和谐思考

时代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要和谐、要发展,更要以人为本。发展需要科学,但宗教在现阶段的存在是不容改变的事实,科学对人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武断地去消灭宗教。面对我国这样的现状,我们需要做的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用和谐的思维方式客观地去把握科学与宗教的存在,从而为人的真实存在创造一个可能的生活空间,并且从它们的存在中提取属于人的那份意义和价值,因为人就是它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说科学和宗教在现实这个境域内是可以有一定的对话的,但不是无原则的调和。     

全面认识科学方法应用的限度

现在 ,在中国思想界 ,公开主张科学方法万能的人不多了 ,但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人关于科学方法万能的基本观点并没有变。尽管自然科学方法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求真活动 ,而且应对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给予高度评价 ,但自然科学方法的种种固有局限性 ,决定了它在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永远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应当充分认识到 ,无限度地推广应用自然科学方法 ,既有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也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