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著名话剧《蜕变》──兼论编写抗战文学史的一个原则问题

论抗战著名话剧《蜕变》──兼论编写抗战文学史的一个原则问题岳小燕，刘泰隆今年是我国人民进行艰苦抗日战争获得伟大胜利的５０周年。回顾抗战时期曹禺创作的激动全国观众的话剧《蜕变》，正如抗战胜利二年后，著名剧作家洪深说的：“如果我们打算推荐１０部必须阅读的...     

观念化的结局——《桃花扇》的“大收煞”刍议

清代著名戏剧作家孔尚任名剧《桃花扇》传奇，“入道”出让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入道“大收煞”，打破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俗套。虽然有些剧作家对这种处理作过修改（比如顾彩的《南桃花扇》将结尾改为“生旦当场团圆”，侯李一同北归，白头偕老；欧阳予倩...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盲点”与“误区”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盲点”与“误区”郑心伶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独立而富有特色的学科，但与其他传统“国学”比，与世界上一些历史悠久的学科比，它又显得年青、稚嫩。就以新时期的国内鲁迅研究而言，虽然可用“拓展、深化、突破”来概括其大好态势，其成就确实卓著斐然...     

1979─1989:新时期电影的一个历史描述

新时期初期的伤痕影片、反思影片最早冲破了人性、人情的禁区，高扬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旗帜；八十年代初兴起的“中国电影新浪潮”引起了对电影美学的自觉追求和对电影语言潜力的着意开掘；八十年代中后期骤然高涨的娱乐片热显示了对电影娱乐性、商业性的重视。新时期电影的主流就在这迭涌的浪潮中经历了现实主义的回归──蜕变──再次回归的历程，在不断探索、更新、融汇的否定之否定中完成了全面的超越。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精神意义上的基督教文化, 是部分中国话剧作家的思想文化资源之一。１．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早期话剧的影响, 集中在话剧形式： 只说不唱的演法, 与话剧观念： 追求真实的、生活化的表演观念与方法两个方面。２． 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比较广泛。这时的翻译者、改编者, 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过渡到注视圣经题材剧。使中国既出现了一批反基督教精神的作品,也出现了一批客观上有助阐明基督教精神的作品。３． 现代剧作家经历了一个从注视与基督教文化有关的剧本, 到注视基督教文化内涵的变化过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话剧的“汇合”, 成为中国话剧蜕变、发展的一个条件, 也使中国话剧剧作更加多彩     

自我超越与精品意识──章武散文创作艺术论

谈论福建散文，今日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意武列为创作的一员主将．盖因新时期以来，章武接连推出了《海峡女神》、《处女湖》、《仲夏夜之梦》等散文集，近期又创作了访日系列与大西北系列等一大批境阔意新、清丽隽水的散文作品，初步奠定了其作为一个散文家在当代文坛应有的文学地位．然而，如果仅仅以作品篇目的繁多来检视章武散文之所以越来越备受文坛往目的原因．只能算是皮相的一瞥．章武的散文创作从“通篇都来是新闻通讯”（1）蜕变为“真正的散文”（2）这一现象的本身，也即召武散文创作的自我超越过程，理应才是评论界深入探讨的视…     

论曹禺前期创作的现代性

中国话剧的成熟是以《雷雨》的出现为标志的，剧作家曹禺本人也以自己的创作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富影响的剧作家的地位，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新时期以来，曹禺研究渐渐被人们重视，但人们在阐释曹之所以成为中国话剧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的原因时，在指出曹禺剧作艺术上的完美之外，往往着眼于作家的创作和中国革命历程相契合这一方面：如《雷雨》对封建专制统治与资本家发家史的罪恶的揭露，《日出》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原野》中所反映的农民对地主的复仇，《北京人》中所展示的封建家族必然灭亡…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     

论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

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中,对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的蜕变问题,是认识上分歧的问题之一。例如对朱元璋及其政权的蜕变,有的同志认为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本质决定的;有的同志认为是地主阶级“内里蛀空”政策的产物,根子在地主阶级身上。对于农民领袖在蜕变过程中个人负有什么责任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本文拟就农民战争领袖及其政权蜕变的根源略抒管见,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年龄一过三十五 男女性欲倒过来

年轻男性往往抱怨女性被动、冷淡、缺乏性欲；年轻女性则反过来抱怨男人性欲太强、不懂温柔。但在35岁以上的年龄组里，情况却颠倒过来：常常是女人抱怨男人缺乏性欲，过于冷淡；而男人们却心惊胆战地谈论着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虽然中国还缺乏足以佐证的统计数据，但根据经验研究，这种中年之际的常见现象可总结为“男女三个性互变”。     

敕撰三集:因袭中的新变

以题材和主题为视点考察“敕撰三集”，不难觅得它在日本汉诗史上出现的意义：一方面，它不免因袭传统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在蜕变的过程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元素，从而昭示了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     

新时期戏剧文学探索的回顾

<正> 粉碎“四人帮”以来,戏剧文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解放以来的戏剧创作中比较肤浅、单一的局面正在被打破。剧作家在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上重新思考戏剧的个性,对戏剧本体、形态、功能等方面的认识日趋深刻。剧作家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些探索既有内容上的拓展,又有形式上的创新,但形式的创新更为引人注目。综合起来看,新时期戏剧文学的探索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浅析晚清制夷之路

在坚船利炮造就的西力东渐过程中 ,古老文明孕育的“华尊夷卑”的华夷思想在晚清逐渐蜕变为抵御侵略的制夷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 ,不同阶段晚清政府的主导制夷策略又有所不同 ,不仅形成了“以商制夷”、“剿夷抚夷”、“师夷制夷”和“以夷制夷”的这样一个制夷思路 ,而且折射出清政府由夜郎自大到极度自卑的变化过程     

新时期戏剧结构的转换与变形

新时期戏剧结构的转换与变形曾艳兵，陈秋红青岛大学中文系新时期戏剧结构的转换与变形同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同时也同剧作家们直接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戏剧艺术密切相关。因此，如果我们将近一百年西方戏剧的发展与...     

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由精神助产术到精神堕胎术

苏格拉底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伟大转折，他把哲学研究的对象由天上拉回到人间，把对“善”等“一般定义”的追求作为哲学研究的目标，精神助产术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法。但由于苏格拉底不懂得认识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抛开认识发展的过程去片面追求绝对真理，又使精神的助产术最终蜕变成精神堕胎术。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     

论新时期天津文学的发展轨迹

新时期天津文学创作不仅与梁斌、孙犁等一批老作家的“复出”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原有的创作风格或以新的创作面貌进入到新时期的天津文坛,而且与蒋子龙、冯骥才等人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崛起有着更为深入的关联,他们在引领或参与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同时成为天津文学的代表。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赵玫、肖克凡等人不断推出重要作品,但天津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集体消失使其进入了低潮期。这一状况直到世纪之交才得以改观,老作家的回归、中年作家的勃发与年轻作家的突起,使得天津文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     

关于园林美——《闲情偶寄》评点(十)

《居室部·房舍第一》李渔自称“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这两个绝技，不但有实践，而且有理论。“辨审音乐”的实践有《笠翁十种曲》的创作和家庭剧团的演出可资证明，李渔集剧作家、导演、“优师”于一身，对于音律绝对是行家里手，在他的同时...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