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内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研究述要

敦煌发现的古代文献与吐蕃关系密切者相当多,不管是藏文的还是汉文的,都对唐代吐蕃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敦煌学乃至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我国学者对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关注为时甚早,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取得相应的成果。自1978年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历史、文献、考古、艺术、科技、藏医、天文历法、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涌现出大批的研究成果,成为敦煌学研究中成就较大的学科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21世纪敦煌吐蕃历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初探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人对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吐蕃居民及其生活状况和归义军如何对他们进行管理进行研究.本文通过敦煌文书的分析研究,认为敦煌地区的吐蕃居民主要来源于吐蕃统治时期的官员、驻军及其家属等,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人改用汉姓并使用吐蕃名,主要由退浑部落进行管理,部分生活在敦煌诸乡的吐蕃居民成为归义军管理下的编户.     

唐代吐蕃与粟特关系考述

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进入西域、河西走廊,与唐朝争夺安西四镇、敦煌等地,其间在进出南疆、河西乃远至中亚地区之际,与粟特人有了密切接触,甚至鄯善、敦煌等地的粟特移民一度成为吐蕃治下的属民.此外,吐蕃与粟特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方面亦有广泛的交流,对两族各自的社会经济进步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

为了保全佛教圣地敦煌(时称沙州),吐蕃历史上的第二位赞普墀松德赞曾亲临前线,定下了围而不攻的方略,遂有了和平占领敦煌的结果.为了把敦煌建设成为吐蕃在西北的宗教、文化中心,吐蕃统治者在敦煌大力弘扬佛教.秉承前代赞普的弘佛意愿,吐蕃历史上的第三位赞普墀祖德赞下令在吐蕃所辖河西诸州广泛传抄佛经,仅在826年一年,吐蕃就在敦煌抄写了8部藏文<大般若经>和3部汉文<大般若经>,可见吐蕃统治者在敦煌的弘佛力度和兴佛决心.如此大规模的抄经事业,所产生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报废经页,本文将就敦煌古藏文佛经中的报废经页,作简单介绍和分析.     

吐蕃佛教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儒家文化在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吐蕃文化中,体现在吐蕃人民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主要是想借助敦煌文献并辅之正史资料,探讨儒家文化传入吐蕃的途径和儒家文化传入吐蕃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几个方面给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吐蕃文化带来的深远影响。     

敦煌文书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敦煌藏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P.T.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T.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敦煌吐蕃文献专题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2015年11月1日,由中国藏学杂志社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敦煌吐蕃文献专题学术讨论会"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郑堆,中心党组成员、当代研究所所长廉湘民,以及来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甘肃民族师范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余名研究敦煌吐蕃文献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11月1日上午,由"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项目①的首席专家黄维忠主持会议,中国藏学研     

从姓名特征看归义军时期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在河陇统治结束后,部分吐蕃民众依然散布于河陇地区;敦煌文献载大量有关吐蕃民众的信息资料,通过对归义军时期以敦煌为中心的吐蕃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示这一时期吐蕃民众及其后裔的姓名信息与民族融合、职业特征、佛教信仰等方面的关系,再现河陇吐蕃民众社会生活的缩影.     

试论《目连救母变文》与《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的关系

中晚唐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各种佛事活动依然照常举行,盂兰盆会就是其中大众性佛事活动之一,此间僧人在寺院说唱<目连救母变文>,使这一故事广为流播.在此情形之下,敦煌的僧人、迁移到敦煌的吐蕃人以及在敦煌的吐蕃统治者有可能将这一故事带到藏地,从而对<格萨尔>"地狱救妻"、"地狱救母"等故事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部落使考

本文依据敦煌文书及蕃汉传统史籍,对吐蕃敦煌（沙州）部落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吐蕃沙州部落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将其本部的军事部落建制和民部落建制与唐代敦煌乡、里制相结合,在敦煌设置的部落、将组织,是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吐蕃敦煌部落分为军事部落、民部落、准军事部落三种类型,其长官均称为部落使、部落大使。部落使是吐蕃沙州军政机构的重要长官,其职略同于唐代乡官,负责部落一级政务。部落使之诸僚属负责部落内部事务。吐蕃部落组织还影响到了沙州归义军政权时期的部落组织的设置     

敦煌吐蕃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功德窟考

本文通过结合敦煌吐蕃名僧译经三藏法师法成在敦煌的活动线索,对莫高窟第161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第161窟极有可能就是吐蕃统治时期法成在敦煌营建的功德窟.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史料价值初探

敦煌吐蕃藏文文献是指 190 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被发现的敦煌文书之一 ,它是吐蕃时期以古藏文形式书写的藏文类文献 ,因而它既为国际敦煌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藏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第一手重要资料之一。本文从历史学、宗教学、语言文学和医学历算四个方面论述了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在藏学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并认为敦煌吐蕃藏文文献具有双重资料价值 ,既为藏学研究又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特别是敦煌吐蕃藏文文献不但印证和补充了藏汉文正史 ,而且在国际藏学界大大提升了藏族传世史书的可信程度     

试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为中心

本文把敦煌藏文文书Ch.73.xv.frag.12和P.T.2218中关于tshar的记录和有关唐朝军队中的基层组织"队"的记载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由于敦煌地区长期存在"队"的组织,作者进一步认为tshar实际即对应于唐朝的"队",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原来当地的组织方式的一种借鉴.考虑到汉文史籍对吐蕃军队中的"队"的记载,吐蕃亦有可能在统治敦煌以前即已在自己的军队中设立了类似唐朝的"队"的组织.     

8～9世纪流传于吐蕃的禅宗派别考——兼论宁玛派与禅宗的思想渊源

8～9世纪,禅宗僧人摩诃衍入吐蕃弘传佛法,敦煌出土的藏文禅宗文献也集中地形成于这一时期,可以说,在此期间禅宗在吐蕃活动很活跃,以致于在后来的宁玛派、噶举派等派别中都能见到其影子.本文以各种资料,尤其是敦煌文书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点,着力考证了8～9世纪传入吐蕃的禅宗派别,并且论述了吐蕃僧人对禅宗内容的消化、吸收.     

吐蕃本部地方行政机构和职官考——tshan-bcu、mi-sde、yul-sde、yul-gru、yul-dpon

政治制度的研究一直是吐蕃史研究的焦点之一,随着藏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吐蕃行政制度和军事建制研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学术界着力对《唐蕃会盟碑》,《两唐书·<吐蕃传>》,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87、1286,以及《贤者喜宴》等一系列反映吐蕃时期及敦煌统治区内政治、军事建制的可靠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证,涌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吐蕃占领敦煌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写经活动,时间长、人数多、规模大、拥有完善成熟的写经制度成为这个时期的写经特点.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写经生选拔、经费来源及执事人员设置等方面,探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浅谈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藏语文的使用和藏汉翻译活动——以敦煌本古藏文文献为例

吐蕃占领敦煌后,在该地区形成了吐蕃人、中原人、吐谷浑人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翻译活动有了很大发展,并且使藏语文在官方和民间都被各民族广泛使用.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文书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由维摩诘经变赞普问疾图看吐蕃之后的敦煌社会

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维摩诘经变赞普问疾图和涅槃经变中的赞普举哀图,是吐蕃统治下的特色题材,当属敦煌的吐蕃图像遗产,此类图像在吐蕃之后的晚唐及其后的同类经变中不再出现,说明了作为吐蕃统治符号图像的基本命运。因此,此类图像成为我们解读一个时代的图像符号,我们可以通过其在洞窟中的时代变化与完整保留现象,探讨吐蕃之后的敦煌社会状况。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