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最务实态度 ,就是对之进行现代审视和现代阐释。如何阐释 ?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基本方法论问题。从单纯谈古文论现代阐释的论著中 ,似尚难发现有宏观性质的基本方法论。于是本文由单纯对中国古文论研究的专注 ,扩大到与之同源共性的中国文化哲学领域。发现 :陈寅恪的“了解之同情”说 ,冯友兰的“照着讲”与“接着讲”说 ,以及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模型”说 ;虽然都是就中国文化哲学现代阐释提出来的基本方法论 ,但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阐释来说 ,同样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和可操作性启示。本文就在这三大基本方法论的启示下 ,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方法论问题 ,“接着”提出了自己的新构想。     

反着讲：鲁迅“诗撄人心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论研究不仅限于“照着讲”与“接着讲”,还可以“反着讲”,鲁迅《摩罗诗力说》所揭举的“诗撄人心说”正是“反着讲”而值得重视的范例。鲁迅“诗撄人心说”针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之“撄宁”、“主静”、“慎动”,反其道而言之,乃批判“主静”说的“主动”论。抛开这篇论文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不论,仅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其“反着讲”之方法论价值亦不可限量。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解读--《讲疏》的文本结构与治学方法研究之一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此前,他出版了《文心雕龙创作论》。此文先阐述其《创作论》的创作契机,再解读其《讲疏》文本结构的三个环节,后解读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治学方法。王元化《讲疏》的治学方法是由考证推理方法论、说明研究方法论和分析综合方法论等三种方法论整合而成的。这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仍然有启迪效应。     

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以“意象”这个概念重新解读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的美学。本文认为，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这两个方面都集中表现为二位先生对于“意象”的重视和研究。“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在意象”的理论。中国当代美学本应从朱光潜“接着讲”，但是没有这么做。５０年代开展了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朱光潜美学被不加分析地整个儿撇在一边。朱光潜的批判者（例如李泽厚）并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从而也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等人）的美学，从朱光潜“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     

试析江泽民同志“讲政治”的哲学内涵

本文从哲学的角度对江泽民同志关于“讲政治”的思想进行学习理解 ,着重从坚持政治与经济的辨证统一 ,正确把握政治的本质 ,把讲政治作为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 ,讲政治必须正确坚持唯物辩证法以及讲政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群众观等方面进行论述 ,还阐述了“讲政治”与“三个代表”的内在统一     

直觉方法与民国学术

民国时期是中西古今交汇、渗透、融合、创新的学术盛世。在学术研究方法上 ,由西方传入的直觉方法与中国传统的直觉方法相衔接、融合而为学者们所关注 ,成为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的主流方法。注重生命和意境的现代新儒家便是典型代表。他们在对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的认同和对“科学万能”的诘难中扬波而起 ,在方法论上强调对生命、生活的感受、体验和体悟。从梁漱溟、张君劢讲非理性的直觉 ,到贺麟讲超理性的直觉 ,再到牟宗三讲智的直觉 ,新儒家都表现出对中西直觉方法的批判、扬弃和融合创新的共同致思趋向。     

谈室内空间意境美的营造

现代室内设计除了满足基本功能外,还应注重不同的室内空间意境的创造。意境是室内空间的灵魂,创造了室内空间的意境,就能使空间的“思想”和“情感”得以表达,使空间内的景真、情真,产生幽深意远的审美境界。文章通过对柯布西耶、莱特、贝聿铭等设计大师作品的研究来分析和阐述影响室内空间营造意境美的因素,并从中总结得出营造室内空间意境美的方法和手段。     

ml 目录

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要求。“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院士讲思政”是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卓有成效的举措。院士讲思政，一个较好的切入点是以亲身经历传授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因为，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在青年学生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认真学好和用好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人人都能挖掘可以被利用的巨大潜能。基于此，作者特倡议广大院士以亲身经历传授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为推动广大院士以亲身经历传授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作者介绍了自己在探索传授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包括:学习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要求，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种类、体系和规则，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中的系统化工作程序，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应用中可采用的智能化方法，运用人生哲学与科学方法论的成效，等。院士积极参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必将有力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涂又光先生“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学术智慧

冯友兰先生关于"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学术研究路径,对传承和创新中国文化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当前文献在认识理解这一研究路径上还存在简单化、机械化倾向。涂又光学术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两者是"一体双面"和"有无相生"的;"照着讲"远不是"抱残守缺",也不仅仅是"接着讲"的准备,而是一种超越方法路径的民族情怀和文化自信。现实人文困境既需要"接着讲"的创新开拓,更需要"照着讲"的传承精神。     

辩证法:作为一种描述方式

柏拉图的概念辩证法结束了古希腊辩证法与“客观规律”和“形式逻辑”的未分化状态,使辩证法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形态。古希腊辩证法所揭示的是概念描述的初级形式,康德的辩证法反映了概念描述的高层次特性,黑格尔的辩证法代表着人类描述从两极对立走向对立两极之间联系的建立,而马克思则使辩证法转向实践。作为对两极对立的(二分的)描述方式反思和超越的结果,辩证法是一种描述方式。它是对形而上学绝对概念描述的超越。辩证法的客观化必定使人们的思维陷于混乱。     

"瑟瑟"定谳

古今学者对白居易《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之“瑟瑟”的解释,长期以来争论不已,形成了三种不同意见:或认为是形容“色之碧”,或认为是写“陨落貌”,或坚持认为是写萧瑟之声响。根据“案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训诂原则,经过分析与考察,可以确定“枫叶荻花秋瑟瑟”之“瑟瑟”系状声之词,是为正解。     

《“水仙号”的黑水手》的双重叙事结构

《“水仙号”的黑水手》是英国作家康拉德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 ,康拉德设置了一套独特的双重叙事结构。其具体表现为 :(一 )全知与限知的双重视角转换 ;(二 )实写与虚写的双重人物塑造 ;(三 )情节与意义的双重层面叙述。这种双重叙事结构的设置敞开了作品意义的表现空间     

文化批评的达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论

以"复数的解释和记忆"颠覆既成的、统一的"历史的讲述方法"是1964~1967年前后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问题点。本文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中心,从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的叙述方法"中考察大江健三郎的历史意识,以及因这种历史意识的介入而达成的文化批评的情状。在《万》中,关于万延元年农民暴动的所有传承、记录、记忆都是在某种特定的情景中以特定的意图被讲述、被接受的,而大江所真正要抒写的绝非"历史"本身,而是重复着这种"历史"的"当下"。这部作品是深层次进行民族反思的操作,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作家通过对"历史"的唤起和对"历史意识"的追究来进行的对日本近代史的批判。大江健三郎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又开拓出了他身为"启蒙者"的又一条新路,即通过对历史的追究进行文化批评。     

浅谈散文色彩美的创造

散文通过色彩描绘艺术画面，抒发散文家丰富多变的情感；而色彩的主观运用又取决于作家自己情感的调配剂，以此创造出艺术氛围和情调的诱人境界。     

论屈原在自然景物描写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创新

屈原在自然景物描写上对《诗经》的继承和创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一、景不但是自然之景,而且,较《诗经》更寓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形象;二、借景言情,情较《诗经》更富于感伤以至怨愤色彩;三、行文规模宏肆,更着力铺叙流动之景,体现楚人的流观意识;四、借神话、仙话等虚构非人间景象。     

"看/被看"模式的消解--从《复仇》到《突围表演》

鲁迅的作品中,有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模式,且这些模式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反复出现.在"看/被看"这一模式中,残雪是唯一一位把"看/被看"模式消解到底的作家.比如,她在<突围表演>中描写的三个意味不同的裸体表演场景,就是对鲁迅<复仇>中提出的"表演者/观看者"之间关系的颠覆性质疑与逆转性深化.     

口述传统与文学叙事

“口述”与“书写”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除了“后殖民主义”大背景以及学术反思等原因外。对“口述传统”与“书写文化”的发生学意义、叙述形式的方法论认识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许多学科,包括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都参与了讨论。本文试图从二者的发生形态、书写的“话语”权力以及多元历史下的多元叙述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从《艰难时世》中西丝的人物刻画看狄更斯的改良主义思想

分析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西丝的人物塑造,主要从西丝在葛擂硬家庭中及其他人物身上所起的作用、西丝性格的塑造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狄更斯的改良主义思想;认为狄更斯的人道改良主义思想解决了社会矛盾的理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进步的、可行的。     

完美至和 飘忽精微——略论《庄子》散文中的音乐描写

庄子哲学是以“道中心说”的基本理念进行结构，并且丰富、发展的。所谓的“道中心说”，实际上指的是庄子对于宇宙自然的一种基本认识与基本看法：他以为“道”是一切告勺，本原和中心，是亘古不灭的源与流；“道”既显示着宇宙万物的自然意义与本质，又显示着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原因与特征。正是从对“道中心说”的深切把握出发，庄子把对音乐的体悟与追求，看做是体悟天下大道的重要途径；而通过体悟天下大道，也能够更好地提高音乐感受能力，从而享受音乐的本质意义。虽然庄子不是一个专门的音乐家，而且他在谈论音乐的时候，强调与说明的也不是音乐本身，但是通过庄子对音乐的描写与表现，特别是通过他对音乐完整而准确的欣赏过程，依然可以看到他“法天贵真”的音乐思想，不凡的音乐才情与高雅的音乐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