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及对策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行动之网的构成要素有网民、"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网络服务商及其从业人员等人类行动者与网络空间、网络监管制度、网络议题、网民意识、网络社会思潮等非人类行动者,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借助转译机制建构了认同联盟,推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制通过转译过程分五个环节,即问题呈现、认同共享、征召、动员、异议。为此,从政府态度上,应把坚持公信力作为基本准则,从治理方法上应把情理法兼顾作为基本要求,从应对策略上则应以双层博弈作为实施路径。     

国内网络群体性事件理论研究述评

近几年随着公民通过网络维护权益的事件不断发生,在此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迅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概念和领域。为深化对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认识,文章梳理和评价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现状,并进行了展望。发现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研究体现出三个分歧,即发生场域、性质、特征的分歧。生发方式和模式可概括为三式,即主体推发式、事件引发式、客体触发式。其类型为三态,即纯网络态、网络现实交互态、网络向现实的转变态。其管治也表现为三类,即柔性管治、韧性管治和刚性管治等。     

网络群体性事件内在逻辑的ERI模型分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利益诉求行为越来越受关注.“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型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从付出和回报的不对称视角探讨社会压力的形成机制和作用机理.基于此模型可以推导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参与者追求社会公平有关.参与者在现实世界中付出与回报的失衡状态引发的不公平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驱力.本研究从政府管理和网络传播两个方面完善了“付出-回报失衡”模型,并提出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为公共管理部门处理此类事件提供了整合思路.     

高校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动机结构研究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民就某一话题自发或有组织地在网络空间集中表达诉求,并产生一定现实影响的集群事件。以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半结构访谈基础上,结合网络调查和线下的问卷调查分两批次采集数据,运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高校学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动机由社会正义、自我表现、自我放纵、跟风好玩四个维度构成。基于“四因素”模型结构,提出针对不同的参与动机和特点开展对高校学生网络事件参与的教育对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警务应对

近年来,网络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给互联网治安环境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影响.为做好网络群体性事件警务工作,在充分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及治安特性的基础上,可从完善互联网信息安全立法、加强网络监督工作、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建立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坚决打击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开展警务工作,以期减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净化网络环境,发挥网络社会的重要作用.     

解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结构变迁下的产物,是底层力量的一种自组织和反抗,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单从心理特征、传播途径等视角已经无法解释和分析其实践基础,唯有建立一种政治的视野才能真正把握其内在逻辑。以麦克亚当的政治过程理论为框架进行解读可以发现,政治机会的扩张、内生组织的动员,以及网民的认知解放三者共同推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而外在组织间的互动则进一步加速了它的纵深发展。另外,在政治过程理论的基础上还引入了话语、情感及文化三个因素,作为对分析框架中"认知解放"这一因素的补充和挑战。     

论网络舆情对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近年来,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它往往成为直接引发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间接推动高校群体性事件恶性化发展的“催化剂”和阻碍高校群体性事件得到有效解决的“绊脚石”。为了应对这些影响,应当构建高校网络舆情预警机制,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的正确引导,建立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网上、网下联动应急处理机制。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干预机制研究

学生群体性事件对高校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严重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通过对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干预机制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应遵循的原则进行研究,结合高校实际,从预防教育、快速反应、信息沟通、规范处理、心理干预、善后处理六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寻求建立适合当代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干预机制,以应对越来越频繁的学生群体性事件,维护高校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高校应对由网络舆情引发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开始受到专家和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网络舆情的视角出发,探讨由网络舆情引发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其发生机制,并探究有效的应对方法,对于维护高校的秩序和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疏导与媒体责任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基于新媒介技术的特殊类型的社会事件,具有复杂的性质特征和社会动因.网络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特殊规律性以及过程性,因此应重视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机制以及疏导策略,探讨传统大众媒体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责任问题.主流大众传媒一方面应密切联系舆情,发挥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矛盾协调功能,彰显其社会舆论主导权,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新媒体之间的整合互动,把握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和理性发展.     

青年参与网络群体事件的心理机制研究

青年群体在转型时期的网络群体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从社会正义感、表现欲强、易产生“罗宾汉情结”、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心理压力和负性情绪宣泄等方面来研究青年群体的心理动机,探索青年群体参与网络群体事件的网络主观信息传播机制、群体效应的模仿机制、网络去个性化机制、网络群体认同极化机制等社会心理机制。     

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危机干预研究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社会关系多元化和教育改革,各种类型的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对高校教学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本文在分析了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新特征的基础上,从学生群体性事件危机管理的长效机制、网络舆情和校园文化三个维度进行探索,以便应对新形势下的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     

企业内团队社会网络与知识创造的理论研究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理论基础,讨论了企业内团队层次的社会网络与其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鉴于团队网络跨越了个体之间、企业内网络2个层次,因此,作者从团队的内部网络、外部网络综合平衡角度,利用结构多样性的概念联结两者,构建了团队社会网络与知识创造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团队内部网络的稠密程度、中心化程度、小团队结构,外部网络关系的横向、纵向联结以及结构多样性等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团队的知识创造水平。     

网络时代的高校师生关系与校园网络群体性危机事件

网络资源的共享部分消解了教师知识权威的角色,网络的平等性造就了教师的去权威化和泛权威化的并存,网络师生的互动交流途径既有利又困惑;导致亲近关系与疏离关系并存,且疏离关系偏大。因此,网络隐匿性潜藏着教师难以监管,有可能“一引而发”的校园网络群体性危机事件,努力再造亲近关系以淡化疏离关系,肯定有助于押制校园网络群体性危机事件的突发性机率。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建设

社会转型期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合法性构成一定威胁。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只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如社会危机预警、群体利益表达、信息沟通与即时反馈、对社会不满的疏导以及地方政府领导问责等机制,才有可能将群体冲突纳入法律和体制框架内,从根本上予以化解。     

博弈视角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与政府间关系研究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直线增长。这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经济秩序、政府形象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许多群体性事件最后基本都演变为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的谈判。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间谈判的过程正是相关利益群体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文章基于博弈论相关知识之上构建群体与政府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对参与主体采取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参与群体在不同形式下所采取的博弈策略,并通过相关案例研究,最后提出治理途径。     

热点公共事件群体极化：表征、影响及其应对

作为舆情异化的热点公共事件群体极化,具有蔓延负面情绪、筑设思维壁垒、滋生集体暴力等系列表征,呈现模糊核心议题、消解协商机制、扭曲良性意识、诱发公共危机等负面效应。究其因由,可溯源至信息泛滥作祟、公众心理失衡、社会撕裂激发、政民关系滑坡等不同维度。防范和化解热点公共事件群体极化,须从国家、社会、公民三重视域着手,多管齐下、规制导引,以净化舆论生态、凝聚社会共识。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