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家善的意义的现代解读

儒家之善被称为"人道",在于它生成意义。善的意义并非单向的解读,而是解读者彼此之间的感通与共识。从感通而言,善的意义包涵生生之仁与修身实践于一体,但在现实的挤压中却走上狭窄的路。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行为显示位格”——卡罗尔·华迪卡的哲学人类学述评

“行为”是卡罗尔·华迪卡哲学人类学的核心概念.“行为显示位格”是他的基本主张,包括两层含义：行为和意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成为人需靠行为的“超越”与“整合”.“超越”指人因其自由行动而能超越限制,借着自我决定来完成自我;“整合”是对人本体论意义上的统-的维护.卡罗尔·华迪卡的哲学人类学颠覆了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重建了思考对象与思考过程本身之间的联系.     

论一种现代儒家道德哲学的可能性——基于人性观念与道德论证的关系

古代道德哲学与现代道德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各自的论证乃是基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性观念:"双重人性观"与"单一人性观"。古代道德哲学乃是通过表明道德规范能够实现两种人性的转变,来证明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儒家传统道德理论正是如此。而现代道德哲学则是通过表明道德规范合乎我们自然人性的某种本质特征,来达到同样一个目标。通过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本文证明了这两种类型的人性观念,分别是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即一种现代性的儒家道德哲学,必须建立在某种形式的单一人性观或自然人性观的基础之上。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姻缘的关系．梁漱溟接受了柏格森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的观点，形成了“尽宇宙是一生活”的世界观；梁漱溟从柏格森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三量说的认识论模式；梁漱溟的新儒学的文化观，广泛地接纳和溶贯了柏格森哲学，特别是直觉主义．     

“是非”与“利害”之间——从梁漱溟的村治理论看儒家与现代制度的关系

梁漱溟从对民国以后的政治现状的反思出发,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应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俗相适应,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乡村建设实践。这可以为我们认识儒家与现代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有启发的视角。     

善与性:儒家对善的定义

日常语言的善表达了人们的一种主观判断。但是古汉语之善,主要指能力的完备以及因此而能够完成某项工作的状态。善即完备。从儒家道德哲学的角度来说,善即性的完成或圆满状态。这便是儒家对善的定义。它明显区别于西方的主观判断性的善的概念。     

康德的“善人”与儒家的“君子”

康德的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儒家伦理有着某种相通性.本文通过分析<中庸>的君子论和康德在<仅论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善人"概念,指出了君子和善人的相通性.<中庸>在"诚"和"诚之"的说法中分辨了两种善,一种是本性之善,一种是善观念,并认为"诚"这种生存状态是分辨它们的基础.本性之善是与生俱来的,因而作为人的生存出发点是绝对的善;而善观念则是人在不同情境中对本性之善的把握和表达,因而是相对且有待完善的.在"诚"中,人的善观念在本性之善的推动下不断地完善自身.这便是修身养性.作为对比,康德借用了绝对自由这一概念来分析生存中的两种善.人的原始禀赋是向善的,因而在自由中是向善的.这个善是绝对的.但是,人在自由中选择自己的行为规范(有可能选择恶的准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善恶判断.在这里,善恶判断受到一定规范的限制,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看到,康德用绝对自由来表达了儒家的"诚".为此,本文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简略地追踪了康德在启蒙运动中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线索,并认为,康德的"善人"概念是儒家的"君子"这一概念的西方表达式.     

乡村建设与现代政治习惯的建立——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探究

乡村建设理论在梁漱溟的思想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理论是将其多元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中落实的途径。同时,在对乡村社会的思考中,梁漱溟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等他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的核心观念。并强调基于乡村建设的途径是培育中国人现代政治习惯,并建成现代国家的最为合理的方案。     

“求真”与“致善”:斯宾诺莎道德哲学形态的建构逻辑

斯宾诺莎建构的以"理性神学"为基础的道德哲学形态结构展现为"神"—"自由"—"人的心灵",它是以"知神"和"爱神"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幸福"和"至善"为归宿点。斯宾诺莎断定"神"是唯一"实体",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将"人的心灵"作为"神"的"属性"的"样式"置放在因果必然性秩序之中。其最终目的是让"人的心灵"从为"被动情感"所奴役的"自然形态"和为理性所指导的"主动情感"的"理智形态"过渡到"神人合一"的以"自由"、"幸福"和"至善"为标志的"伦理—宗教"形态。     

现代道德哲学的边界何在——兼论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

自启蒙运动以来,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被摒弃,德性已经退居边缘地带。为寻求摆脱道德困境的出路,麦金太尔在追溯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德性传统的同时,试图以他的德性伦理来摆脱西方社会的道德困境,并由此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深刻批评,提出了走出道德困境的若干可能性尝试。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麦金太尔与尼采的关联、麦金太尔对现代西方道德哲学的批评以及麦金太尔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启示。     

哲学“极权”的消解与儒家哲学的未来

世纪之交常常可以撩动和引发哲人们的诸多思虑和反省。根本上，从传统的内在逻辑寻求其自身的现代转化，以及从世界意识的眼光入手，检视传统的得失利弊，两者具有相同的目的性根据。对我们来说，反省传统儒家哲学的不足，其真切的痛痒相关处，无非是为了催生一个新世纪健康婴儿的诞生。如若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看，也许可以大体上说，对形上学的消解构成了本世纪流派众多的西方哲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从现象学运动至哲学阐释学，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逻辑分析学派，都先后提出了对传统哲学所崇奉的那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责难。不过，细想起…     

“后”时代的艺术哲学重建——丹托艺术终结论述评

面对后现代艺术的事实，丹托认为，现代主义艺术已经终结，这一历史进程实现了黑格尔关于“艺术终结”的预言。与之相关的，是以“美”为核心的古典关学的退场，转而需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艺术哲学。它以意义为中心，以阐释为手段，以历史性、多元性和差异性为原则。虽应后现代的历史潮流而生，却以涵盖一切艺术现象为旨归。     

皮亚杰“数学与善”的哲学思想述评

为什么具有完全演绎性质的数学会和经验的自然吻合一致？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的角度指出：这根源于由外界环境所引起的人类原始动作的协调。一方面从动作普遍协调中产生出来的图式出发，经过不断的建构、逐步内化成认识主体的具有超时间性和超现实性的数学逻辑认知结构，这是人类认识最高水平的标志。另一方面，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数学逻辑逐步使主体从自我中心状态解脱出来，并把主体作为时空动力变化的物理世界的一部份而整合进去，使主体能借助于其内化了的数学逻辑结构去同化客体，客观地理解自然。从而达到了思维和宇宙、数学和自然的一致。皮亚杰的解作既摆脱了狭义经验论，又摆脱了主观先验论，是一种较合理的拟经验主义的解释。但由于皮亚杰脱离了作为历史总体的社会实践这个根本要点，就使他的思想带有明显的生物还原论的色彩。     

儒学的现代转型——论梁漱溟的哲学话语方式

梁漱溟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哲学话语方式讲儒学的人。他以"大生命"作为对儒学做哲理阐释的本体论依据,以"直觉"作为儒学做哲理阐释的认识论依据。梁漱溟对儒学价值观的新阐发,就是解构儒家即成的伦理规范体系,保留儒学人性善的价值理念。他的第一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合群体性原则,强调和谐的理念,希望以此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破产的问题,达到中国社会重建的目的。第二个着眼点是论证儒家的内在性原则,试图重建"安身立命之地"。他肯定人的生命本性中有自我完善的终极依据,符合儒家的一贯主张。在梁漱溟的价值观中,由于没有把内在性同经世致用联系在一起,因而显得十分抽象。他对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批评是深刻的,有力地揭示了西方现代社会中流行的"现代病",足以使我们引以为戒。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梁漱溟毕生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以探寻儒家传统的复兴之路。他对传统哲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内在本质与历史地位的认识与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     

“仁智双成”与徐复观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建构

徐复观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其独特的思路和特点,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其建立途径首先是由“归仁”建立起政治主体,经过“转仁成智”的客观化过程实现“仁智双成”。“仁智双成”说作为他接引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的理论来源,有其思想的合理性,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疏释的典型范例,但同时也有一定局限。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