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行的建构:从自发到自觉的积极探索

现代诗行的建构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的探索过程,出现了胡适、郭沫若等人的自由诗行的实践,新月诗派的匀整均齐的诗行目标与尝试,以及利用诗行的功能来进行的突破语言表述常规的创意建行实验等不同的倡导与实践方向,为现代诗歌的内部结构与外在形式的灵活性与丰富性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唐代刺史行县活动与诗歌

行县，指的是官员对属县进行巡视的活动，任务是劝农和抚恤。行县起源于先秦，在东汉演变为一项固定的制度。与行县相关，行春活动也是地方长官的职责，一般在春季进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县制度在唐代主要由州郡长官承担，职责是劝农抚恤。在行县活动中，刺史创作了反映农事活动的诗歌，表现出悯农善政的情怀。同时，刺史往往藉行县之机悠游山水、宴集唱和，当地文人也乐于与刺史交游，增强了当地文坛的凝聚力，促进了干谒诗、交游诗、送别诗的创作。      

构建“新剑桥-则行”学派：传承与创新

“新剑桥-则行”学派以其独有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为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贡献力量。2023年是新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斯拉法逝世40周年,也是其中国弟子、辽宁大学经济学科奠基人宋则行逝世20周年。为了纪念两位经济学家,传承“斯拉法-宋则行”经济思想,文章重点介绍辽宁大学则行学派对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实践探索,并对“新剑桥-则行”学派在当前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由仁义行”：一个重新认识晚明人文思潮的角度

晚明人文思潮中的"由仁义行"思想向来未被研究者注意."由仁义行"是阳明心学把自己与程朱理学区别开来的重要命题之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对孟子的这句话作了很多阐发.他们都认为"由仁义行"与"行仁义"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别,只是程朱理学从众人和圣人有别,以及"格物致知"出发,看重"行仁义"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可行性及必要性;相反,阳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由人人自具圣人之心,以及"致良知"出发,则更推崇"由仁义行"的真实、自然、不加矫饰,并论述了其对众人而言的现实可能性.如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晚明人文思潮中的学者们并非"反封建",而是试图用"由仁义行"思想将晚明社会出现的纵欲、私心私欲的风气重新纳入"原儒"意义上的"仁义"范围,希冀以此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危机与人们思想对儒学的偏离.     

主观性和述行性在英语模态中的地位——兼与Lyons和Palmer等商榷

模态是语言学的重要范畴,是主观性和客观性、述行性和非述行性的对立和统一。西方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几个传统观点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值得商榷;英语模态的主观性和述行性相随,客观性和非述行性相伴。这两组概念相关对应,均非模态的本质性特征或标准。     

小春改制预留行的合理利用

试验表明:小春改制预留行利用形式应多样化,生产上应以小麦十大麦、小麦十油菜为主。并用生态学的观点,对预留行利用后的增产原因进行了分析。     

行第及其演变

行第是中国人际称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化之一。行，辈也；第，次也。行第即被称呼人在自己家族中的辈次，从古到今莫之能外。本文辑录《碛砂藏》愿文中宋人行第４２３条、元人行第４４条，并探索其行第规律，为研究宋、元社会生活提供了现实的材料。     

藏传佛教的见行哲学观

佛法概括起来,只有见、行二法."见"犹如人的智慧和眼睛,"行"犹如手足.藏传佛教以缘起性空为究竟见地.以"菩提行"为趋向完美的行为和道路.藏传佛教哲学观的理论基石是缘起理论,藏传佛教的人天善法和解脱法都是以此理论为根本依据的.藏传佛教不仅有出世间的功用,还包含了世间的功用,就世间功用来说,以"菩提行"利益众生;就出世间功用来说,也以菩提智慧断生死流,获平等法,至涅槃界."菩提行"的这种世间功用通过施舍、净戒、安忍、精进、静虑、智慧等六波罗蜜多途径,作用于个人和社会.     

试论行画的市场意义

行画的繁荣具有深刻的市场意义:它构成了艺术品市场的基础层次,能够满足大众的艺术消费需求,提高消费者的鉴别能力。行画市场的成熟和发展,需要社会相关方面的积极培育,需要加强制度和法制建设并进行科学监管。     

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多民族国家视角下游牧和农耕族群互动研究

通过对北部草原地区游牧行国的内涵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出"游牧行国"和"王朝藩属"一定程度上能够概括分别以游牧和农耕为主要生业的两大族群。游牧行国有一个以游牧为生业的族群作为行国凝聚的核心力量;拥有一个被称为单于或可汗,类似于中原农耕王朝皇帝的行国权力核心;拥有一支以骑兵为主体的军队,维持和发展着行国体制的运转;拥有一套维持行国体制运转的以十、百、千等数量为单位设置的管理体系;具有以一定继承关系的价值体系为核心的游牧文化等构成了游牧行国的主要特征。游牧行国的发展轨迹:最初分布着星罗棋布的众多小的族群,之后不断凝聚、壮大,发展成为一些规模不等的,以某一族群为核心的游牧行国。在不同时期,草原上游牧行国的存在数量取决于游牧行国实力的对比,变化是其常态,但游牧族群的凝聚却是一直在进行着。至蒙元时期游牧行国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游牧族群逐渐蒙古化是其凝聚结果。     

关于婚姻效力立法的思考

婚姻的有效与无效是建立在婚姻成立的基础上，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能区分婚姻的成立要件与婚姻的有效要件，以致关于婚姻效力的立法存在着不少缺陷，尤其是关于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一些人把事实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等理解为不存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一方再行同他人结婚亦不构成重婚。实质上，这种说法混淆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婚姻的效力制度进一步完善，严格区分无效婚姻和无婚，完善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     

论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现代化

婚姻制度是一定的婚姻关系及其模式和规则 ,是婚姻行为的规范体系。传统婚姻制度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父母 ,婚姻目的是生育 ,婚姻规范是男主女从、包办、买卖、顺从。现代婚姻制度是从传统婚姻制度发展而来的 ,它也有三大特征 ,主婚权属于婚姻主体 ,婚姻目的是爱情 ,婚姻规范是婚姻平等、婚姻自主、婚内性生活、婚内感情。只有现代婚姻制度 ,才是快乐、幸福、高质量、高稳定婚姻的根本保障     

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

通过考察江西安义县农村"闪婚"现象,发现"闪婚"是家庭经济模式制约下的一种选择,而传统习俗、家庭权力规约也构成了"闪婚"的推动力量,并非一定是现代价值理念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衰弱所促成。特定的家庭经济模式隐含着对"闪婚"的一种功能性需求,有着微妙的"互嵌"关系,而"闪婚"之后夫妻双方一体的经营方式又进一步型塑、强化了家庭关系和家庭责任,因而"闪婚"未必导致"闪离"。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的"闪婚"模式,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单向度变迁,而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过程。     

婚姻成立条件研究——自合同法理的角度

视婚姻为合同的思想由来已久并且很有价值,但这一价值迄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发挥。用合同的法理考察透视婚姻的成立,我们就会看到,婚姻的成立不应以“合法”为条件,它和婚姻的生效截然不同。《婚姻法》应对婚姻的成立予以明文规定,并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生效严格区分开来,从而完善婚姻立法。     

“感情确已破裂”解析

尽管在2001年4月,我国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了修订,但对离婚的原则界限仍然是“感情确已破裂”。然而夫妻感情不是夫妻关系的全部,感情破裂并不意味着婚姻关系的解体,因此把“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裁判离婚的标准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建议以婚姻关系破裂代替现行的感情破裂。     

论婚姻在法学上的概念

作为婚姻法调整对象、婚姻法学研究对象的“婚姻”,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法学概念。婚姻的法学概念应当与民法学中的民事行为概念相对应,并能在婚姻法学体系中始终如一。它应涵盖以下三层含义：以男女两性结合为基础;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具有夫妻身份的公示性。它应包括各种合法婚姻和违法婚姻,能将其与婚前性行为、纳妾、姘居、非婚同居等现象区分开来,而应避免和结婚、婚姻关系等法学概念混为一谈。     

论中国早期的婚姻形态

近年来 ,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者依然遵循着摩尔根假定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进化模式 ,认为中国婚姻形态也必定经历了“乱婚”及“血缘婚”阶段 ,硬造中国古代的婚姻史体系。事实上 ,婚姻形态是具体的多样的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早期两性结合方式 ,“乱婚”和“血缘婚”并不是人类婚姻史上一个普遍存在的阶段。因而 ,中国婚姻史有必要重新构建自己的体系     

论《诗经》所反映的周代婚姻及其成婚礼俗

《诗经》中有许多作品反映了周代婚姻及其成婚礼俗。概括地说,民间婚姻既有自由恋爱、自主婚嫁的风情,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姻的制约,而聘娶婚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贵族阶层的婚姻既有文明时代的新变,也有远古社会的遗风;成婚礼俗不仅有“六礼”,也还有其他许多风俗习惯,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论我国婚姻公示制度

婚姻公示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忽视公示属性,缺失"事实婚"的国家记载.结合传统与现实,完善婚姻登记制度,组建结婚过程的婚姻公示制度体系:结婚申请、缔结婚姻意思表达、婚姻公告、婚姻登记、事实婚的户籍身份登记、统一婚姻信息备案、婚姻仪式及婚姻见证等制度.     

右江农民运动对右江革命根据地嫁娶习俗变迁的积极影响

右江农民运动开展后，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号召妇女挣脱“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制定法令，保护妇女的合法权利和地位；倡导婚事新办，帮助妇女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使根据地的嫁娶习俗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标志着少数民族聚居的右江地区婚姻制度大革命的开端，对以后的嫁娶习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