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本

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是指,政策执行客体和广大公众,对公共政策方案执行之可预期结果的主观评价和公共认同程度。其一般函数关系是:政策执行可接受性=政治权威的信任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其中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对"可接受性"起决定作用,程序公正是构成政策客体公平知觉的重要因素。当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为负时,强化政治权威的信任度,能够增进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考察当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现状,发现在作为政策执行客体的当事企业,对环境规制结果缺乏政策感知和激励认同的情况下,以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权威为基础,加大规制客体分配公正的政策收益,以刺激政策客体对规制工具的价值认同,成为强化"规制性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落实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路径。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困境及化解

"推进困难"是地方高校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的瓶颈。博弈论视野下辅导员专业化政策执行存在着政府、高校、辅导员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者的权衡与选择,造成推进困境。化解困境,必须要加快制度完善与机制创新,规范和引导博弈各方的利益关系;强化管理者的理性认识,寻求专业化政策的价值认同;强化激励措施,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主观偏差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贯彻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执行政策的态度以及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执行的效果。本文从博弈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地方政府主观偏差行为的表现形式及两级政府策略互动的博弈机理,探讨实现有效博弈均衡的参数条件,并就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绩效提出制度创新建议。     

利益博弈与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基于江苏省1087家企业的实证分析

各级政府围绕民营经济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但是基于江苏省1087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放宽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财税扶持、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等方面普遍存在民营经济政策执行不力的问题。政策制定主体、政策执行主体与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是造成民营经济政策执行困境的真正原因。为平衡各方利益,提高政策执行力,应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强化政策的可执行性;改进政府管理服务平台,提高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的运行效率,加强利益整合实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均衡;加强民营经济投诉中心力量,完善民营企业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加强政策执行情况专项督查,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制。     

试析委托-代理视角下的政策执行规避

在委托一代理理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是经济人,行为目标都是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时,由于利益的相互冲突,代理人便可能利用委托人委托的资源决策权谋取自己的利益,即可能产生代理问题.事实上,在政策执行中,执行规避的产生根源正是由于负责政策制定的委托人一中央政府与负责政策执行的代理人一地方政府之间利益不一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政策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调整,最终使政策在执行中走样.     

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

正确认识我国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对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意义重大。我国各级、各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整体性;中级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创造性;基层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坚定性;试验区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     

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政策执行困难的政策分析

我国现有的农村医疗保障政策存在执行困难的问题,从博弈中的政策行动者,即中央政府(包括各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与农民个体的视角解释这项社会政策执行遇到很多困难的原因,政府没有承担在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各种政策行动者调整各自行为,致使这项政策不能有效实施.如何走出困境的建议.     

我国环保政策绩效评价及其利益格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全面提升环保力度,在寻求制度与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环保政策,但生态环境污染却愈演愈烈,政策效应未如人意。本文从政策绩效的角度,以监测数据为依据,对我国近十年来生态环保政策的实施绩效作出初步评价,进一步探究政策走样的成因及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关系。作者认为,构建环保绩效评价体系,引导地方政府作为,刚性约束各种利益主体,是提升我国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路径。     

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

为实现我国政府在新形势下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本文认为,应对落实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公共政策的价值理念进行重新梳理和整合,即公共政策应在理念上确立以人为本的伦理精神,彰显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突出其公共性的本质特征,强化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西部大开发以来地方政府政策演进及绩效评价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西部大开发中应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优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十周年之际,从西部大开发的提出背景出发,通过对地方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角色定位的研究,对十年来西部大开发中地方政府的政策进行回顾和梳理,并对其绩效予以评价。     

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政策效应与未来取向

财税优惠政策是促进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政策调节手段。10年来,各项财税优惠政策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对此,应从财政体制、投资导向、税收体系等方面加以完善。未来西部大开发财税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关注五大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市场规则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矛盾、税收优惠政策与财政收入不足的矛盾、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利益分配矛盾、东西部经济差距与税负统一的矛盾。     

农民分层与财政支农政策优化研究——宏观视域下的微观探讨

农民分层是在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迈入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现代农业、消除城乡差别的普遍规律和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后,在一系列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传统同质化的农民开始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呈现“分层化”的特征。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1年聚焦“三农”问题,凸显对提升农民收入、层次和地位的关注。然而,作为国家惠农支持的主要手段——财政支农政策,在农民分层上存在投入总量不足、结构失调、效率不高等问题。通过建立职业农民与农转非者、农业主产区与非农主产区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结合现实考察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民分层行为的影响,提出优化财政支农目标、科学调整支农政策、实现农业资源配置和农民分层的帕累托效率。     

功利主义科研政策导向的危害及文化渊源

我国科研政策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取向,表现为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理工学科轻人文社会学科、重跟前利益轻长远效益。长此以往,必将导致我国科学的畸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工具理性、欠缺纯粹理性的品格是当今功利主义科研政策导向的文化渊源。中国先民宗教意识的淡薄决定了古代科研活动必然是重术轻学、重实用轻理论,难以做到“为科学而科学”。     

政策执行障碍中控制利益因素的制度探寻

制度对政策执行具有明显的规范作用,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考察政策执行,找出导致利益因素阻滞政策执行的制度障碍,可以充分发挥制度的功能,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寻找控制利益因素,规范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的行为,保障政策的有序执行。     

中国当前财政政策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及对策

近几年,我国各种价格指数连续下降,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局面,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国的国民收入和政府财政能力是否允许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继续采用诸如增发国债、扩大赤字的财政政策而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是急需研究的问题。我们通过对当前财政政策引发通货膨胀现实原因的研究,给出了防治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     

西藏商务代表团的美国之行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转变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1948年间,西藏当局派出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赴印度和美国、英国等国游说西藏独立,但是无功而返。围绕对于该代表团的接待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就西藏的地位问题发生争执。美国政府最后尊重了中方的立场,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表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当南京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政策网络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政策网络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联结,是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政策网络理论根源于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西方政府管理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说,政策网络是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的有效纠正和超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科层的社会协调机制,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行动主体本身在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也取决于相关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所处的利益博弈格局。政策网络内不同行动者彼此依赖,并按照网络规则博弈、互动,最终形成一致网络目标。     

积极培育有利于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文化金融政策环境

良好的文化金融政策环境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我国的文化与金融结合在政策层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序还有待提高,政策的稳定、协调性、周密性和配套性差,还不能适应文化产业发展规律和切实转变财政投入方式的需要,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进一步细化文化与金融融合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及资金效率最大化的政策环境;完善文化与金融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对接机制,巩固和提升文化金融产业的政策环境;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建立健全规范文化金融产业的相关法律体系和风险防范体系。要将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行业政策、金融政策结合起来,实现文化与金融的协同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