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论以言行事行为的构建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就是做事",要从行动理论的角度研究日常语句。而以言行事行为虽只是言语行为的一个构成要件,但塞尔却认为以言行事行为应该是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其在奥斯汀理论的基础上对以言行事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区分了以言行事行为的几种不同类型,并在以言行事行为形式化表示的基础上指出了语力因素对以言行事行为构建的重要性。     

语用学的哲学源起再探

本文对语用学的哲学源生背景进行了梳理并发现,哲学在其发展进程中,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的探讨过程中,"人"的因素有着由缺位到归位的过程。语用学的蛰生主要源于"人"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中的位置回归。受启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加之奥斯汀的"以言行事",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理论,语言哲学理论最终在哲学界独树一帜、自成一派,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哲学理论,并直接导致了语用学的诞生。     

“言语行为”的后现代状况

在其创立者奥斯汀和塞尔那里,"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其任务是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注"日常语言"的使用情况,研究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句子意义与语境的关系。塞尔利用言语行为理论开创了对"虚构"的哲学研究方式;经过与解构主义的论争,言语行为理论被改造为一种多元主义的阐释方法;而后现代思想家们则通过挪用言语行为理论的某些观点和概念,找到了突破语言结构、对社会文化生活中种种权力话语机制展开批判的手段。言语行为理论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发展史正是其创始人最初的意图被渐渐遗忘的历史。     

从意向到意义 评格赖斯方案及其影响

格赖斯构造了一个从说话者的意向到话语意义,再由话语意义到语句意义这样一种非循环的关于语句意义的理论说明。塞尔对格赖斯的观点做了两点修正,其一是把格赖斯关于意义的说明中的效果限制为以言行事的效果;其二是强调规则和惯例在意义说明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塞尔对格赖斯观点的第一条修正是不成立的,第二条修正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并从总体上对意义的交流意向论作了简要的评论。     

当代意识形态的被交往诉求及其构造规则

传统的意识形态自我意识把自己定位为某种认识性的知识和知识性的认识。但从语用学的视角考察,意识形态却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伴随强烈意志和浓厚情感的社会行动,其行为样式为以言行事。由此一切具有目的理性的意识形态都必须遵从推动话语"成事"的条件而进入交往世界,按照成就交往行动的普遍条件具体设计和选择符合当时历史语境的交往平台即语前仪式,然后主动利用话语接受的语用法则自觉控制话语过程,调节话语对象、话语情感和话语方式,在自然而然的对话中不知不觉地最终达到把听众带入意识形态世界的目的。     

透过言语行为理论看塞尔对西方哲学的发展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加深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特别是“言”与“行”、“说话”与“做事”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塞尔以言语行为为轴心,把语言、社会和心智三个方面融合在一起,在语言哲学、认知科学、语用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话语理解的认知基础——意向性

胡塞尔、塞尔等的研究表明：意向性是一种心智能力,是人类心智对客观世界的“指向”或“关于”;塞尔进一步认为语言的产生依赖于意向性,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基本特征,是语言哲学的基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意向性具有社会属性,集体意向性是意向性社会性的体现。徐盛桓的“基于心理模型的常规推理”的理论进一步证实语言和意向性的紧密联系。以这一理论为指导,通过例证分析,我们发现,集体意向性在话语理解中具有引导和制约的作用。     

辩证法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从马克思一直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宣告了传统同一性辩证法理论的终结.柏拉图"思辨辩证法"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此路不通,我们必须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返回到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对话辩证法".语言哲学发生的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向为辩证法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契机,辩证法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是语义学的转向,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用学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内涵就是"对话"作为一种以言行事行为,在一种完成行为式立场上,通过语言游戏,最终达到商谈共识,从而实现团结的目的.因此,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辩证法理论具有双重的意蕴,在语言哲学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对话辩证法,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团结理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对话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辩证法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语用中的话语歧义及其翻译中的语用策略

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中的歧义现象由来已久。本文拟从语用学的新视角,以奥斯丁-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为依据,结合具体语境,着重探讨无意和有意两种话语歧义并提出相关的翻译策略。     

游戏的政治 话语的行政——后现代视野中的政治与行政

现代政治是一种理性政治,而后现代政治则是一种游戏的政治.游戏政治是一种交往或话语的政治,并只呈现一种"游戏"性质除了对话、协商一致外没有其他任何必须服从的原则,其主要角色是共同体.在此共同体也有其独特含义.游戏政治对传统的以政治行政两分、官僚制和科学管理为主要理论的行政模式产生冲击,要求一种话语行政与之相应.     

意向性与意义理解--从言语行为论的视角看

意向性的概念虽并非言语行为理论家之首创, 却由他们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言语行为意义论中, 话语施事行为与意向状态被认为具有某种同构性, 意义不仅是意向性的一种派生形式, 而且意义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均由意向性所奠定。因此, 意向性也就成为理解言语行为之意义的关键。     

翻译中的语用等效问题研究

语用等效翻译的实质可以从语境和言语行为理论两个方面来论述。语境是言语交际所依赖的环境,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得以实现。言语行为分为言之发、示言外之力和收言后之果,其中示言外之力是言语行为的核心,传达言外之意是语用翻译的重要内容。具体运用英汉互译实例分析说明语用等效是指译文与原文的交际价值的对等,而非表达形式及方式的统一。     

禁忌语的“言有所为”刍议

英国语言学家奥斯汀（John L.Austin,1911～1960）在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中把施为句分成三种：以言指事、以言行事和以言成事。我们从奥斯汀的学说中受到启发：禁忌语之所以成为人们的禁忌,除了＂言有所指＂之外,＂言有所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们通过某种言语的使用而施行一种行为,这就是禁忌语＂言有所为＂的属性。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茶艺解说话语分析

以往对茶艺解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美学的欣赏,鲜有对话语本身的应用进行思虑的。本文从语用学的角度,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从其"三分论",即言内、言外和言后行为三方面,尝试分析茶艺解说话语的语用特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促进茶艺解说的作用。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话语的基本话目分析

根据话目在不同话步中作用的不同,电视谈话节目主持话语的话目,可总分为三大类:起始类、应答类、附和类,其中起始类、附和类是主持话语中的主要话目类别。起始类话目包含提名、补充、陈述、提问、请求、建议六种类别;附和类包含了反馈、帮助、评论、重述四种分类。研究各话目的组合规律及出现语境对主持话语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     

王蒙“季节”系列的现代性叙事策略

王蒙在20世纪末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和《狂欢的季节》被称为“季节”系列。作品对反讽、元小说、双声语与复调等手法的成功运用,显示王蒙对小说现代性叙事的探索和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