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普法传播的路径选择

我国当前普法模式或机制难以应对和满足新的普法形势要求。大众传播是普法传播的发展之路。普法传播应充分发挥大众传媒普法主渠道的作用,将大众传媒纳入普法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建立普法主管部门与大众传媒及社会各界“合力”的普法机制。     

房地产从大众传播到小众传播

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广告传播的主要渠道,也是大众选择产品信息的主要渠道。当社会进入信息和网络时代,新媒体的不断增加使广告传播的大众媒体效应逐渐被削弱,尤其是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仅靠大众传媒的单向式传播是很难奏效的,而伴随现代技术产生的双向互动的沟通形式则成为房地产广告传播的首选。房地产从大众传播到小众传播是营销模式转变的结果,也是信息传播渠道多样化、个性化的结果。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电视传播与村民国家形象的建构及乡村社会治理——基于贵州、湖南、河南三省部分乡村的实地调查

近年来国家形象和社会治理都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乡村村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与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却少有涉及。对贵州、湖南、河南等地乡村的实地调查显示,电视传播在乡村社会信息传播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对于乡村村民国家形象的认知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与地方基层政权、中央电视媒体与当地县市电视媒体间较为强烈的认知割裂状态。可以从电视传播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的处境、对中央政府形象的积极建构和对地方基层政权权威的客观消解等方面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结论,并就改进地方电视媒体传播体制和机制提出建议。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价值、困境与进路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具有整合分化的乡村社会利益、化解乡村社会风险、重整乡村治理秩序、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助推乡村振兴等多重价值。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再造面临着主体流失、动能不足、制度缺失、价值偏移、社会资本匮乏等现实困境。要全力推动乡村组织再造,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再造主体动力、重筑组织再造物质利益基础、驱动组织功能再造、重塑组织再造价值理念与社会资本,实现乡村组织振兴与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     

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辨析

网络传播与大众传播既有密切的关联,又有迥然不同的地方。本文从传播技术和手段、社会功能、媒介发展等三个角度作了系统分析,说明网络传播的整合性和创新性。网络传播既包含了大众传播的特性,又包含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特点和形式。网络传播是对以往各种传播方式的汇聚融合和创新,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是一种崭新的传播方式。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动员式治理中的政府组织传播：南京个案

政府组织传播与社会动员具有内在联系,政府组织推行其政策、主张的过程是一种动员式治理行为,是通过组织间和组织外传播与动员对象进行的有效互动。其中,组织间传播是一种基于人情投资的资源动员,而组织外传播则主要通过人际传播起作用。政府组织在面对面的人际动员实践中既存在“培养典型”等传统群众运动的路径依赖,也利用了情感等多种因素,此外还引入了国家正式权力进行惩戒动员。     

农村工业化组织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农村工业化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趋势。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农村工业经历了集体副业-社队企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四种形式的组织制度的历史变迁,在曲折中成长壮大。总结我国农村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和成败得失,对于更好地把握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推进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智库的大众传播操作：由胡佛研究所引申

智库要实现影响舆论、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目的,首先必须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对外宣传推广其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使其得到公众的认可。世界著名智库胡佛研究所通过对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充分合理运用,进一步提高了其在美国及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成功经验,值得我国智库学习借鉴。     

乡村医生的健康传播功用及其角色变迁

乡村医生在发展之初承担着健康信息的传播工作,为乡村健康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我国乡村健康传播中重要的意见领袖。然而,随着乡村医生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大众媒介的发展,乡村医生技能水平受到质疑,村民获取健康信息不再依靠乡村医生,乡村医生的权威和传播功能逐渐丧失,乡村医生意见领袖的角色逐渐消解。为发挥乡村医生在日常健康传播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功用,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重建乡村医生意见领袖的权威和地位,保证乡村健康传播的有效性、及时性、通畅性。     

中国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发展趋势研究

中国农村以“小规模、大群体”为特征的产业组织形态,决定了“专业批发市场”这种流通组织形式。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决定了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目前,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发展趋缓,但广大欠发达地区还有较大潜力。由于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欠发达地区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发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突出表现为政府的作用趋于加强。长远来看,未来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将以产地型农产品市场为主。从全局来看,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与全国性专业批发市场趋于融合和统一。     

基层治理变革:转型期农村发展的新趋势

农村市场化改革带来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农民的主体权利意识与民主法治观念逐步提高,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和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与热情度显著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体制在转型期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背景下开始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乡村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是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前提,同时,基层治理变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又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转型期,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乡村基层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等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必然性,成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与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出路与重要途径。     

大众道德：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道德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与之相适应.在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中,我们应该承认适当利已的合理性,不但要推崇精英道德,而且也要弘扬利己不损人,利己又利人的大众道德,这样才能让道德教育走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大众道德的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基本道德和特殊道德的关系,使人生过程不断地进入一个道德化的过程,进入更高的道德层次,从而德化人生,构建和谐社会.     

乡村治理视阈下“一肩挑”的民主张力、价值体现及可持续发展

“一肩挑”制度在具体推行中存在干部产生方式模糊、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与基层民主建设存在一定的张力。但是这种民主张力只是制度建设不成熟的外在表现,“一肩挑”内在蕴涵着的民主价值主要包括：实现了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有助于促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的统一。因此,需要对“一肩挑”制度的民主逻辑问题进行阐释,从外在制度建设和内生性资源培养两个层面推动“一肩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近十年来农村新媒体传播研究述评

我国农村地区的新媒体传播研究始于2003年,迄今已走过十余年光景。通过对2003-2013年的文献梳理,从普及与应用、认知与现状等五个方面就该问题展开综述。文章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内容被不断拓展,关注度逐年提高,始终有多重学科界入。但总体上,它仍旧处于学科研究的边缘,相关研究未能深入展开。随着新媒体在农村地区的普及,部分学科逐步褪去研究热情,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责任与研究难度都将有所加大。     

乡村振兴语境下三农传播中的关系重构

在我国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作为三农传播的“国家队”,三农媒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新闻舆论工作的主导力量,实地调研发现,当下三农媒体与其传播对象及其他三农传播主体之间呈现弱关系,不利于其在新语境下履行职责使命。基于此,本研究以关系概念的点、线、面、体连续谱为分析框架,提出三农传播的关系重构思路,即建设“点”、打通“线”、连接“面”、建构“体”。 点、线、面、体在实践层面分别对应媒体的胜任能力、传播中的互动、各传播主体间的互通、结构化的三农传播关系,文章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