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及其效应问题研究——基于山东省人口普查的资料

20世纪70年代,我国人口处于高速增长态势,鉴于当时人口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关系,政府相继出台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或法律条文。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已取得了人口革命的巨大成就,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巨大转变,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变为具有人口红利的成年型,直至老年型。同时,人口红利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人口红利的负债到人口红利正效应,使中国走出了人口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步入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快车道。随着时间推移,人口红利产生的效应还在不断"发酵"扩大,推动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动力。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风险的双重压力挑战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一方面,由人口数量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激励相容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储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为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引入弹性退休制度、激发自愿性养老储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人口、经济发展与四川的机遇——一个“人口红利”的视角

本文援引国际、国内经验,把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或"人口红利";论证了中国人口增长类型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四川作为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好、利用好这笔宝贵的资源,对四川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区域的“城市性”与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

本文提出区域的“城市性”,对城市化涵义作出新的认识.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转型方向,应该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与政府行为模式分析

我国城市化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水平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由于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别,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与土地收益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都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和假设为前提,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等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Homophily in the career mobility of China’s political elite

We argue that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s political elite relies on homophily for signal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future cooperative behavior more than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first point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argument fro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specific M-form state structure, and then we proffer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for why higher-level elites in China rely on homophilous associations in recruiting middle-level elites to the top positions of state. Using a unique dataset covering China’s provincial leaders from 1979 to 2011, we develop a homophily index focusing on joint origin, joint education and joint work experience. We trace personal similarities in these respects between provincial leaders and members of China’s supreme decision-making body, the Politbureau’s Standing Committee. We then provide robust evidence confirming the persisting impact of homophilous associations on promotion patterns in post-reform China.     

城镇化视阈下的环境问题及法律治理

从与城镇化相伴生的环境污染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了目前"自发型"(由下而上的)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社会形成机理,认为城镇化参与者的"自利性"、消费的增长与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量的片面追求是目前城镇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主要推动力。以此为基础,以"规划约束"、"以人为本"、"执法先行"为着眼点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生态环境制度保障的构想。     

云南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云南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或不能持续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云南城市化水平低。经分析，云南城市化发展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1．云南省城市化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2．云南城市规模偏小及城镇密度低影响多元经济增长点的形成；3．云南城市化低于全国城市化水平可看作是经济增长的潜在空间；4．云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着工业化快速发展。     

孙中山土地观渊源探析

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土地税思想是孙中山"平均地权"土地观的直接来源。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认为造成社会分化和经济畸形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市场投机炒作。他们提出用征收土地税的方法来实现土地收益权的公有化,进而达到遏制土地市场炒作以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探析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土地税思想,对于深入理解孙中山的土地观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当前规范土地市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2007年10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世界经济的格局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因此,正确分析和认识世界经济目前的格局,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而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中国城市移民的污名建构与认同的代际分化

污名问题受到了高度关注不仅因为其关系到被污名者的生存、生活和与主流社会的融合,也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本研究引入社会表征的研究视角,探讨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而迅速分化和形成的第一代城市移民和其子代污名社会表征,认为城市移民污名的建构体现了对话与互动的双向特征,并通过锚定和具化机制加以实现。在这一背景下,城市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的认同根基与认同应对策略选择都显现出代际的差异和不同的偏好,同时也体现了代际之间从自在阶段到自为阶段的过渡,这是代际认同分化和污名感知的深层动力和驱动性的基耦的所在。     

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宏观经济绩效——基于限制型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构建了中国式分权与宏观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框架,指出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行为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周期性过热的主导力量。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的自然历史、地理位置以及发展政策差异极大,即使是同样的分权程度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与激励效果,这也就使得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论对其设定形式非常敏感。因此,本文采用受限VAR模型来实证分析中国式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效应,结论证实了本文的理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