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与历史的终结--马克思理论视角的历史反思与批判

马克思理论是一种科学的、开放的社会发展理论,而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思辨想像,但马克思理论仍然包含着社会理想的乌托邦维度,即否定或超越现实的批判维度。缺少这一维度,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终极理想和对未来历史的终极关切就不可能显现。因此,马克思理论常常被宣称“历史的终结”的现代性鼓吹者指责为空想和不切实际。由于彻底放弃乌托邦社会理想这一维度,现代性才满足于“单面的社会”,看不到人类历史更广阔的可能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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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乌托邦是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美的渴望和冲动,其话语构成与历史实践已成为人类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为一种与人类思想相形相随的语言艺术,有关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憧憬与想象是其题中之义。当作家以蓬勃的想象表达关于理想世界和     

论乌托邦精神的三个纬度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乌托邦反映了不同历史发展状态下的思想家对人性和社会的想象,其中既产生了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也存在着时代局限所造成的谬误。在历史上诸多形态各异的乌托邦言说的深层,起决定作用的实际上就是乌托邦精神。乌托邦精神指代的是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它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否定性;二是世俗性;三是理想性。乌托邦反映着人类超越困境,克服自身和社会的有限性,向永恒飞升的信念,它包含着善、平等、道德理想主义等普世的价值;同时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其一元性的理性中心主义忽视了人性的感性本质,反而造成了对人性的压抑,形成了人的异化的另一个历史根源。     

乌托邦的内涵及其现代性审视

“乌托邦”(utop ia)是人们基于对社会变革的责任和义务而超越于给定的现实社会,并对不可能最终实现的、终极性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一种构想或设计,代表着人类对某种社会理想的目的性追求和期待。在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乌托邦应该发挥摆脱世俗的社会救赎力量,拓展历史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空间。     

乌托邦——当代教育的根本品质

“乌托邦”一词一直被视为空想的代名词。事实上,乌托邦精神更为深刻的、深层次的内涵与意义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对现实的超越,对内在精神的向往与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教育应具有乌托邦精神。第一,人的提升,是当代教育必然的逻辑和核心性使命,乌托邦之路是教育生成人、提升人,走内在超越之路的必然选择。没有乌托邦精神,教育就难以真正达到以人为本的境界。第二,有史以来的教育或立足于社会政治理性主义或立足于社会经济功利主义的存在依据、逻辑与旨趣,因而是外在化的、非人化的。当代教育必须摒弃这种工具主义品性,从他律走向自律、从外在走向内在,从而实现乌托邦的理想境界。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的类型、源流与文化心理考察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焦虑也满怀期待,由此催生了此一时期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乌托邦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现代性文化现象,它有中西两种源头,可分为社会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唯情主义乌托邦等多种类型。乌托邦文学反映着传统的衰微和文化传递方式的变化,代表着一种中国人在西方这一现代欲望介体的引导下自我变革的要求。现代中国人开始普遍相信人的本质就是能选择如何生活,社会通过人们真诚的信仰和为之献身的真正理想就可加以改变,这使他们由传统的“信命论”者转向了现代的“抗命论”和“造命论”者。     

司汤达:历史、观念与文学

从意识发生学角度看,观念产生于历史,并作为历史内在的精神因素而作用于历史。因此,只有从历史出发才能理解观念,同样,只有理解了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文学作为人类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精神形式,虽然不能一般地说成是观念的具现或历史的表征,但“写作”作为“渗透在各种现实的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形式和形形色色问题中的一种社会活动”,又不可避免地透过个体的心灵和丰富的表象而折射出形而     

重塑生命与人类解放--论超现实主义理论宣言的乌托邦精神

文章认为,在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宣言中,体现了一种十分明确的“乌托邦”精神。一方面是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寻找一种“超现实”的“精神点”,实现生命重塑的“自救”;另一方面是运用这种“超现实”方式,在历史社会层面实现人类的解放。这种乌托邦精神是20世纪人面对现代文明的压抑所寻找的某种自我拯救方式。     

乌托邦研究的缘起、流变及重新解读

人类理性一直在为规范性和普遍性作着真诚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始至终都带着理想的应然逻辑的“乌托邦”,的确成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类存在无意识”。虽然“乌托邦”一词在我国似乎早已为人所“熟知”,但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对“乌托邦”理想的憧憬和追求,人们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但并未像西方那样存在激烈的交锋。这与我们对乌托邦问题认识得不够深入直接有关。概述国内外乌托邦研究的状况,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这一重要但尚未有定论的命题。     

马克思“现代悲剧”观念与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展开——重读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

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与以往的任何悲剧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是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及其最终解决矛盾这个意义上提出和思考现代悲剧观念问题的,把社会主义目标作为历史的必然要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一目标暂时不可实现,现代悲剧观念就是对这一冲突的艺术表现。马克思的现代悲剧观念具有深刻的悲剧人文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确立理想、信念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现代悲剧观念中的社会主义目标（西方学者称之为乌托邦）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核心理念。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由“乡愁乌托邦”和“红色乌托邦”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成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结构,这一情感结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中的辩证张力成为中国人民在苦难深重的现代化过程中得以支撑情感和心灵,在绝望中保持希望,在失败中顽强前行的文化力量和情感支柱。这也是文艺学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始终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     

传统本体论与人类的乌托邦精神

传统本体论既是人对世界终极存在的追求,同时其理论的逻辑展开也使其成为人对世界的终极解释。这种终极解释的根本动机和本质意义源于人对于应然生存状态的期许。同时,本体论哲学表征了人类的乌托邦精神。这种契合既体现在二者的根本旨趣都是人类对绝对的和超验的价值理想的追求,同时也体现在二者都暗含着一种对现实的批判性向度。     

学习化社会视角下的教学探讨--教学价值取向与完整性教学建构

学习化社会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努力创建的一种理想社会图景。它反映了人们对教育教学理想的追求,蕴涵着更趋完美的教学价值取向(人的主体性建构、人的全面发展、教学上升为师生的生活方式 )。基于学习化社会的理念,建构完整性教学,成为我们向学习化社会渐进的过程中所努力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鉴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发展的历史阶段,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理念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根据的。社会关系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而生产力的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价值目标和归宿。     

试论曼海姆的乌托邦思想

曼海姆通过对乌托邦内容与形式的规定,以其社会存在决定思想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为基本框架,深刻地分析并揭示了近现代西方社会中四种不同形式的乌托邦及其特征。这一思想深深地影响着西方学者对乌托邦问题的研究。由于其基本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与价值中立思想基础之上,因而也表现出了明显局限性,他对20世纪乌托邦衰竭的预见只有有限的正确性。     

论孙中山的历史哲学思想

孙中山主张人类社会与生物界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自然历史过程,“民权”的兴起便是这种进化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他坚持“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并以此为根蒂构建“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孙中山还极为重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其人力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和极强的现实启示价值。     

老子小国寡民观的现代意义

老子的小国寒民观备受非议。但是，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它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老予通过它而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样的社会是简单的社会、和谐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平的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型，小国寡民的社会为我们今天批判现代社会的各种弊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寻找平衡，这是清醒的现代人的天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同”社会基础探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必然经历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社会理想从我国古代社会到我国近代社会的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社会,与中国的这种"大同"社会理想有着不谋而合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最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种可能.     

传统无讼价值观的合理性探析

一、“无讼”的渊源“无讼”是存在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理念及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属于精神和理想的范畴。古代中国人追求自然界的和谐进而追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样的“和谐”在社会关系领域里便体现为“无讼”。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