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冲突的民族化——论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冲突

<正> 约翰·霍华德·劳逊认为:"戏剧的基本特征是社会性冲突——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或集体与社会或自然力量之间的冲突."这种社会性冲突在悲剧作品中则集中表现为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同社会必然性的冲突.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不仅具有这一基本特征,而且在表现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同社会必然性的冲突的形式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传统特点.这特点,用作者的话来概括,便是:"除……心理描写的深化之外,'情节曲折'而近情近理,'刺激猛烈'而有根有源."换句话说,郭沫若历史悲剧的戏剧冲突是通过人物心理描写的深化、曲折的情节和强烈的刺激来表现的,即通过心理描写的深化,表现悲剧人物的自觉意志及其形成的基础;以情节的曲折,显示冲突的酝酿发展;用刺激的强烈,达到戏剧的效果.     

黑格尔与西方现代戏剧──以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1)》为考察文本

黑格尔《美学》的重要贡献是阐述了"艺术形式的历史化"之学术论点,该论点表明:艺术形式包含自理念,理念变化了,形式将随之改变。德国人斯丛狄着眼于现代人的精神状况给经典戏剧形式带来的"困难",他通过分析具体作品所面对和解决的"困难",清晰地描绘了西方现代戏剧的形式。文章以斯丛狄的《现代戏剧理论》为切入点,从黑格尔理念及艺术发展的逻辑出发,试探讨黑格尔与斯丛狄所描述的以文学为主导的西方现代戏剧之关联。     

戏剧情节新议

中国戏剧界曾为情节戏剧、非情节戏剧展开过一场持久的理论争鸣。以今天的观点看来,当时论战各方未能将争议的对象统一到同一观念上来,故而各持一端,互不相让。大家对戏剧的情节理解不同,所阐述的情节内涵相去甚远,在这种前提下,便匆忙去争议戏剧是否需要情节,是否要淡化情节等等,实为谬矣。笔者认为,那次争议的导向恰恰应该是对戏剧情节的内涵意义进行重新认识、剖析,而绝非是否需要情节的问题。今天,这场争战早已告一段落,然而我们对戏剧情节的理性认识还远未达到一个应该的水平,这无疑是戏剧理论上的     

"九一八"戏剧的传播与中国现代戏剧的转型

"九一八"文学中的戏剧创作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光辉的一章。"九一八"戏剧的出现促使中国戏剧发生了现代传播意义上的转变,这表现在:首先是题材上的共鸣和活跃的话剧演出推动了中国新剧的传播与普及,使舶来品的话剧成为中国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是形式上的革新使话剧的受众发生社会阶层性的转变,推动了旧剧的现代转型。可以说,"九一八"戏剧是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戏剧走向成熟的开始。     

早期话剧与外国戏剧

中国早期话剧的创生和发展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思潮意义。它与传统戏曲既有形式上的联系 ,更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一新的戏剧体式是为配合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对西方话剧主动的“拿来”。在戏剧观念、戏剧结构和戏剧的表现形式诸方面为五四时期的现代话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戏剧的初期形态

文章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探讨了语言变革的要求如何改变了中国传统戏剧的基本形态,催生了以话剧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现代戏剧.中国现代戏剧是伴随着当时新出现的新的话语资源、新的话语方式而诞生的,从文明新戏等戏剧创作开始的戏剧语言的革新和变化,为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中国现代戏剧语言最初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戏剧形态的确立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去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文体发展的动因.     

新时期“新现实主义”戏剧思潮论

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的主潮。本世纪以来中国剧坛先后崛起的大多数戏剧思潮，尽管各自都有其独特内涵，但是，强调戏剧要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追求生活细节描写的真实性与人物、情节、语言刻画的生活化，却是其主导倾向。这也是欧美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观。新时期伊始，中国戏剧的反拨与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戏剧观复归的体现。然而，努力复归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遭遇“危机”，现代欧美各种戏剧思潮、流派、观念、手法的强劲冲击，使得很多坚持现实主义的戏剧家，也不再拘…     

“新潮演剧”: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清末民初的中国剧坛,以"新潮演剧"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新潮演剧"不仅蕴涵着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各种文化矛盾,而且以此为起点,显示了中国戏剧审美现代性的确立。从而,在艺术精神上,表现出传统教化意识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诉求;审美形态上,形成了话剧与戏曲的二元对应。从而,以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为开端,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审美与功用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张力结构,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中国戏剧的历史走向与逻辑进程。     

灵魂的戏剧——论曹禺与奥尼尔的悲剧创作

曹禺对奥尼尔“灵魂的戏剧”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挖掘,分裂的双重人格成为其戏剧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这促进了中国话剧文学对人生人性的纵深表现,有利于中国戏剧的现代转型。     

当代戏剧中叙述进程的几种新方式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直至20世纪初期,情节,即舞台上演出事件的组织一直被认为是戏剧的支柱.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戏剧情节的重要性已在后现代及其他反现实主义剧作家的手中被系统地蚕食或改变了,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剧作,把情节或边缘化,或置换掉,或戏仿掉.最近,几个实验派作家更是对情节的概念进行了更为激进和颠覆性的处理,不仅导致对情节这一概念的意义进行重新评价,而且也对其性质与功能进行了质疑.本文以具体文本为例,探讨了三种特别复杂有趣的情节安排.     

试论《博山堂三种曲》

范文若是明末一位颇具特色的传奇作家。本文通过分析其剧作的特色及与明末剧坛的传承关系 ,指出范文若在艺术上有鲜明的追求新奇特色 ,并对当时和后世的俗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及其戏曲史意义

吴梅弟子是晚清民国戏曲史上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他们的传奇杂剧表现出共同的思想特点、艺术趣味和文化品格,堪称传奇杂剧终结时期的突出成就和重要标志。吴梅弟子以传统的戏曲形式表现对时代的、民族的思考及对传统精神价值的坚守,从而使古老的形将消亡的传奇杂剧获得了新的精神生命。在戏曲体制上,吴梅弟子既坚持传统戏曲的艺术趣味和体制规范,又能进行适度的调整与改变,尤其重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统一,及戏曲的音乐性、舞台性和文学性的协调。吴梅弟子的传奇杂剧在中国传统戏曲现代转换之际具有重要的戏曲史意义。     

古装历史电视剧的意义建构

古装历史电视剧是传承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传播特征对大众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建构产生重大影响。古装历史电视剧若想获得观众的深刻认同,必须把文本的意义层次敞开,满足观众心灵慰藉和精神建设的需求。古装历史电视剧应采用及物化叙事方式增强古代故事的当下性,建构当代文化价值观,以正确的历史观、进步的文化观为指导讲好中国故事。     

论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

时下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改编”为媚俗而褒渎名作、玷污了革命精神和革命伦理。撇此不论,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应忠实于改编者对经典作品灵魂和精神的正确理解(这种理解是在科学的历史观、美学观指引下与时俱进的);忠实于电视剧创作独特的审美规律(所以必须成功实现原作的文学思维或电影思维向电视剧思维的转换);忠实于寻求原作在审美风格、审美个性上与改编者在审美风格、审美个性上的相通契合点(并在这契合点上进行审美再创造)。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现代性之考察——以《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为视角

本文试图以《京报副刊》与《晨报副刊》作为学术视角,由现代性动力学的观念入手,结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戏剧发展历程,分别从现代性的分化特征和精神价值观的转变来考察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并且希望通过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双重视角来挖掘人们对新旧剧认识转变之表现,阐明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转变并指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精神特质在文艺副刊上的体现。     

论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台湾实验戏剧

“实验剧”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话剧发展的主潮。这场以“实验剧展”为中心而展开的戏剧运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实验剧又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进行艺术探索,其戏剧创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元杂剧中的寡母形象探析

元杂剧通常被分类为爱情剧、社会公案剧、家庭剧、神仙道化剧等,而大量的家庭剧和爱情剧之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配角人物——丧夫、无亲无故且带着子女的老妇人角色。这类女性的形象,可以称之为＂寡母＂。她们的形象无论是在人物语言上、身世遭遇上、性格特点上甚至剧情线索的发展上都呈现出种种类型化的特点。通过分析考察这类角色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可帮助我们从侧面认识作者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创作心态,也有助于理解当时社会关于这类女性的认识状况。     

曹禺戏剧中的民族情结

曹禺倾心于欧美现代派戏剧 ,但他的戏剧无论在人物形象上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融入了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及民族审美意识。这是对中外戏剧艺术的一种融汇 ,更是一种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