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在他以前不论哲学领域还是社会学领域都未能解决现代性问题,因为他们依托于启蒙理性。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交往理性。本文着重分析了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概念、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对现代性批判的失误、以尼采为转折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非理性妄为。最后展现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现代性：一项未尽的工程

康德、黑格尔和哈贝马斯对由启蒙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的论述，表明现代性的本质是理性的发展。他们的论述虽然不尽一致，但都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或理性仍应是人类发展的基础和方向，它仍是一项未尽的工程。     

对哈贝马斯理性重构的解读

论述了启蒙以来的理性曾带给人们现代性的乌托邦,但现实中资本主义的危机使人们对理性进行了深刻反思。本文指出,哈贝马斯没有放弃理性而是以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捍卫现代性。     

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哈贝马斯的考察与回应

哈贝马斯考察了现代性批判的历史,认为黑格尔和尼采代表着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传统,黑格尔代表理性的批判的传统,尼采代表非理性的批判的传统;后现代理论继承尼采非理性的批判的传统,对现代性作了不符合实际的全盘否定。通过历史考察,把握现代性批判不同传统的基本倾向,进而重建现代性批判的理性传统,是哈贝马斯的选择     

交往理性规约工具理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转型及其中国启示

现代性及其现代性批判在历史上一直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探究历史,无论是黑格尔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批判还是以尼采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现代性所展开的非理性主义批判,都没有真正成为解决现代性难题的合理路径。哈贝马斯从现代启蒙理性的主体性出发,坚持现代性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进行了现代理性主义范式的哲学转换,真正从意识哲学范式走向了交往理性范式。对于现代性所呈现的多元价值立场基础上的统一理性规范基础缺失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以交往理性代替理论理性,进而为现代性的重新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论出路。对于正在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的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关键期来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这也构成哈贝马斯交往理性思想的内在价值诉求和最为精髓、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现代性哲学基础的反思——哈贝马斯对意识哲学范式的拒斥

哈贝马斯把理性看作现代性的基础,但理性在发展中发生了扭曲,使现代性产生了难题。为了寻找解决现代性难题的途径,哈贝马斯考察了西方近200年来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传统,认为以往哲学家们之所以未能解决难题,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局限在意识哲学范式内。他分析了在意识哲学范式内无法解决难题的原因,认为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枯竭,解决难题必须拒斥意识哲学,重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视野

哈贝马斯现代性视野的确立,与他对现代性问题意识的反思和对现代性之反面话语的批判密切相关。一方面,哈贝马斯分析了黑格尔现代性自我奠基理论的严重失误,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尼采之后的两种现代性批判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哈贝马斯发现现代性哲学话语出现所谓“穷竭症候”的原因在于,它陷入了意识哲学范式不能自拔,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因此,范式转换、理性重诠是现代性重建的根本与基础。     

现代性的救赎——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转换的哲学逻辑

面对复杂的现代性问题,哈贝马斯并未因现代性使科学、道德、艺术与生活世界相分离并按照各自逻辑发展的特点而全盘否定现代性。他认为,工具理性精神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生活世界的再生产功能产生了破坏,科学的发展虽然在控制自然方面能力有所提高,但影响并破坏了以语言交往为主要功能的社会整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交往理性的权威地位,将工具理性容纳在交往理性当中,克服启蒙理性所产生的生活世界问题,启蒙谋划仍是项未完成的工作。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现代性救赎,实际上是对启蒙思想所强调的“理性”的重新理解,是种由“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哲学范式的转换。     

比较文学与文化现代性

通过对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分析 ,可以明了比较文学在现代性背景中所处的位置 ,特别是中国比较文学所具有的现代性和全球化背景 ,由此进入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诸多方面 ,并强调这些方面与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以及学科建制的深刻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规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分析

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干预职能的形式、性质、作用及其所引发的新危机的分析，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矛盾、新特点，但当他最终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危机归结为思想文化危机时，又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的立场。     

论福柯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

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次伟大争论.现代性从现代化以来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现代性该何去何从,许多哲人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着探索,福柯和哈贝马斯是我们对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福柯侧重空间问题的分析,而哈贝马斯重视时间的演进.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二者有着不同的意义,在现代中国,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更大的指导意义.     

现代性的危机与拯救——谈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

启蒙运动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是人类主体意识和理性能力的觉醒。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现代化,逐渐出现了理性的分裂和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现代性危机。面对现代性危机,哈贝马斯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性理论即交往行动理论来化解现代性危机,来弥合理性的分裂和现代社会的分裂。他的交往行动以语言为媒介,希望利用语言的包容与整合作用来达成共识,而且他主张语言交往的程序优先性和原则性。为了更好地保证交往行动的现实性和合法性,他又提出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人们在现实生活世界的语言交往中,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自我表达与回应,从而形成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以语言为媒介、以现实世界为背景,通过理性的互动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统一,从而化解理性的分裂和人与生活世界的分裂的现代性危机。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性危机,它属于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应该形成具有独立空间力量的"交往共同体",最终将之建构为一种不断产生实质性的批判、辩论、审视的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机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合法性的源泉.     

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主要是指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一种对政治结构秩序的认同和忠诚性危机,它属于现代性危机的一种表现,根源在于政治经济系统双向蚕食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政治批判、监督、审视、沟通协商的功能。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应该形成具有独立空间力量的"交往共同体",最终将之建构为一种不断产生实质性的批判、辩论、审视的公众认同和忠诚的机制,并源源不断地产生合法性的源泉。     

汉娜·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启示

阿伦特对现代性的反思无疑是非常深刻的,正像西方学术界第一个系统研究阿伦特的学者玛格雷特·卡诺婉所评价,阿伦特的洞见"不同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流并对之形成挑战"。文章从现代性的起源与发展、现代性的危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三方面论述了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或许是帮助我国克服现代性危机、建立一个生机蓬勃的现代社会的一条"林中路"。     

英国脱欧公投和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疑难

英国脱欧公投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总体历史”事件。它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法达成和解，民主无法化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当检视这一事件时，作为欧洲一体化理论倡导者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赫然在场”。英国脱欧公投的民主实践，打碎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智性设计”。该理论以“后民族”结构形塑“超国家主体”，却无法超越民主的“国家容器”主体限制；它以话语民主奠基欧洲认同，却无法逃避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它以全民公投构设人类命运，却无法应对集体选择中的非理性与无意识。英国脱欧公投实践不仅证实了欧洲民主的现实危机，而且揭示了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四大疑难。     

论维尔默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及其启示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是理论界一个新的“老问题”,“老”在于自后现代性出场之日起二者的纷争就从未间断,“新”在于现代性虽饱受质疑却不断被激活,内涵也愈加丰富。法兰克福学派三代批判理论家对现代性持总体性内在批判立场,但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解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极端的现代性批判立场导致批判理论的后现代性亲缘表征,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以现代性拒斥后现代性,从总体上将两者对立起来,造成二者关系紧张。作为二、三代之间重要过渡人物,维尔默传承批判理论传统,将哈贝马斯开启的语言学转向引向深入,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重构辩证法,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进行了饱有和解意味的理论重建,开启了政治伦理学新视域,为重塑更加开放包容的现代性提供方案。考察维尔默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重建,为当代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和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理论启示。     

哈贝马斯的理性批判与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重建

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关注的焦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 ,现代性问题由确立到受质疑以至被解构 ,其根本原因在于 ,理性批判只是主体自我的反思性批判。这种批判不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为了克服这一错误 ,哈贝马斯把主体中心化的理性转换为交互主体性的沟通理性。主体中心化的理性是以个体自我认同为基础的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是不可能的 ;而沟通理性是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接受为基础的 ,就主体自我的存在而言 ,主体间的要互理解既是必要的 ,也是可能的。哈贝马斯把理性重建在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的统一活动中 ,为现代性问题奠定了新的生长基点和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