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实践与构想

“新冠”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再次警示人们,当今世界仍处在风险社会,重大风险的客观存在难以避免。但是,有风险的存在未必一定导致危机的发生,风险与危机处在一个连续体上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的致灾机理分析,还是从“新冠”疫情风险防控的实践考察都充分证明,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是可以治理和防控的。构建系统、科学的风险治理机制是实现对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的关键。公共卫生重大风险治理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研判机制、决策机制和防控机制。     

流动人口的“组织性嵌入”与基层危机管理——对广州Y街道的疫情应对机制研究

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这其中,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治理显得尤为困难。本研究通过对广州Y街道疫情应对过程的分析,考察其流动人口治理与危机应对机制。研究发现,有效的危机应对与基层流动人口的长期治理技术密切相关。“组织性嵌入”是基层流动人口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疫情期间危机应对的有效机制。所谓组织性嵌入,是指人口流入地的基层政府,维持和发展流动人口原有组织网络,并将其吸纳到当地的基层治理体系中。通过组织性嵌入,流动人口治理构建了较为稳健的渠道,管理和服务效率较高。这样的治理机制,在疫情期间成功地提升了基层危机应对能力。     

构建人民至上执政理念下的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从我国古代危难救助制度谈起

在我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体现了传统的人本思想.当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应坚持人民至上执政理念,针对防控重大疫情中的短板、弱项,完善疫情隔离措施,做好重大疫情消息的通报发布,采取有效的重大疫情救济手段,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疫情危难救助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对口支援——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考察对象

对口支援是一项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突出的治理作用。新冠疫情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和国家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力以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社会支撑为主要特征的对口支援主体。通过派遣医疗队、供应防疫物资等措施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领导机制、人员选用机制和后勤保障机制等保障了对口支援的高效运行。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科学有效的对口支援不仅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体现了中国抗疫精神、增强了人民战疫信心,而且为世界防控新冠疫情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关于完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思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文章对我国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进行了思考分析，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提出对策建议：健全相关法规制度、改革疫情防控组织体系、完善疫情防控业务能力建设机制、建立医疗卫生机构疫情防控的快速应对机制、健全疫情防控预警与应急执行机制等。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关于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机制的思考

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应急措施的梳理,发现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潜在风险,分析疫情风险特征,及其对医疗保险提出的制度常态化、保障公平性、待遇公共品性、正外部性等特殊要求,亟待完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及医疗救助机制。研究从资金筹措机制、对象确认机制、费用支付机制、服务提供机制、费用结算机制、补充保障机制及保障协同机制七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为健全完善重大疾病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提供对策建议,为提高医疗保障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借鉴参考。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力、破坏应对危机的社会动员力、损害党和政府的政治公信力,给国家治理带来严峻挑战。分析疫情中谣言生成传播的动因,个体心理需求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根本原因,信息不对称是疫情谣言生成传播的直接原因,现代媒介环境是疫情谣言传播的间接原因。针对重大疫情中谣言传播的社会风险,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重大疫情防控舆论导向,提高社会应急动员能力、防范化解谣言引发社会风险,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现代媒介治理水平的治理思路。     

重大危机情境中政府紧急采购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带来的医疗物资缺口，我国230个地级市在极短的时间内先后采纳了紧急采购政策，构成一种面向危机场景的独特政策扩散过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从府际关系、治理主体、治理资源与公共危机4个维度重塑了政策扩散的叙事分析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以探究重大危机情境中政府紧急采购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上级政府压力、省内同级政府压力、领导者注意力、城市行政等级、疫情严峻程度和辖区人口数量都对紧急采购政策的采纳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未来要加强紧急采购制度的顶层设计，建立紧急采购触发机制，做好紧急采购预案编制工作，将应急物资采购与调配能力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以及营造各地在危机中的良好合作与学习氛围。研究既有助于完善政府应急采购制度，又为规律性地认识危机情境中政策扩散的特征与影响机理添砖加瓦。     

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彰显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是走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危机情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在全国一盘棋下的以人民为中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并在民主、法治与科技支撑保障等基础上,借助顶层设计的决策、凝聚合力的执行和多重保障的监督这三种机制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与融合。进言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顶层设计的决策机制包括共识性的防疫目标、整体性的防疫部署和全局性的资源调配;凝聚合力的执行机制包括响应性的工作制度、系统性的防御措施、落实性的执行力度、创新性的技术支撑和多元性的社会参与;多重保障的监督机制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法规、约束性的问责机制和广泛性的社会监督。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析以探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机制,能够为危机情境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个可以借鉴的分析框架。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2020年中国对新冠肺炎疫情有效防控的原因与启示

继2019年年末中国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国从2020年3月初也相继陷入疫情防控危机之中.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近百年来世界面临的辐射速度最快、危害程度最大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历经三个阶段取得了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中国防疫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中国政府高效决策,快速切断传播链条;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全国医疗资源应对疫情;实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追溯疫情源头.目前,全球抗疫局势仍不容乐观,我们只有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持续优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动员机制、不断完善重大灾难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才能在未来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科学施策、化解风险.     

公共危机治理的新制度主义阐释

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是人类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制度性危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是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公共危机治理及其制度变迁与创新都需要交易成本.公共危机治理需要变消极的危机应对观为积极的危机治理观、变静态的稳定观为动态的稳定观,需要增强社会的危机治理责任意识和成本意识、建立正常的危机信息公开和发布机制.只有打破路径依赖,创新危机治理制度、建立危机治理机构才能降低危机治理的交易成本,达成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新时代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学习《决定》内容,领会《决定》精神实质.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以基层疫情防控为例

任何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都是常态社会治理之外的权力运用和权利限制。只有实现危机管理法治化,才能为其提供持续的正当性支撑和充分的运行动力。县是当代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接点,研究县域治理层面公共危机管理,既符合理论逻辑,也有现实支撑。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治理正经历法治化转型,必然要求公共危机管理法治化。县域疫情防控要遵循法治原则,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制度体系和保障体系建设,优化基层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实践。这对提升基层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稳固边疆、夯实国家安全基层基础有不可替代战略价值。     

领导小组与中国抗疫——关于中国抗疫经验的理论解释

综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势能,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决策指挥作用。从小组政治的视角出发,我国抗疫取得重大成功的经验是：在确保党的全面领导的前提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疫情形势做出适应性决策,始终确保“党的领导在场”,派出中央指导组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领导系统和执行系统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实现疫情防控政策落地。就此而言,有必要重新审视领导小组推动中国抗疫的内在逻辑及其重要意义：一是因为领导小组具备决策、监督与执行这三种功能,所以其能够以最高效率参与抗疫;二是领导小组的强势介入和高位推动,确保了中国抗疫的有效性;三是基于领导小组成功解决诸多重大危机的案例分析,不难发现,领导小组是成功解决中国重大公共危机的重要治理机制。总之,在“中国之治”视角下分析中国抗疫何以成功,从领导小组出发,既可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成功抗疫的经验解释,又可以增进我们对于领导小组的学理认知。     

着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水平——《政府治理创新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社会治理创新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评介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一个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实践问题,又是一个具有深刻创新内涵的重大理论问题,理所当然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当前为数众多的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

互联网技术治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由一个不断发展的私营部门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制度。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互联网的意义,并开始谋求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更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重塑全球治理能力的增长和日益崛起的力量,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参与越来越重要,其倡导的治理模式已经对当今美国主导的、自由的全球互联网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北京主张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机制来取代现存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互联网治理机制。本文介绍了"多利益攸关方"和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制度,描述了中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技术治理中的核心组织,讨论了北京政策的动力机制及其问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效能体系建设

治理效能是一个关于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效用的度量命题。对治理效能价值观意蕴的考量,关涉能否深刻理解国家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的根本路径,是治理效能诸问题展开的"元问题"。制度是治理的刚性要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制度治理的柔性机理。具有人民利益现实需求价值合理性的治理效能体系,是一个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目标等多因子构成的、交互影响的行为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必然呈现为治理效能体系多因子之间的利益相关性。治理效能的最大障碍来自因治理体制机制束缚而形成的各种利益樊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构更加立体、更高质量的治理效能体系,旨在突破利益樊篱,凝聚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分层治理机制、整合散落社会资源,形成体系性、整体性、拉手性的治理能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社会—公民"三维融合的治理效能体系建设,规范治理效能的价值取向,营造治理效能体系的文化生态,是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本遵循,也是在联防联控联治中经受住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的中国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