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生育需求再认识

中国农民的生育需求再认识李具恒（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兰州７３００００）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２（７２）１９９８寻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当今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基础,正如江泽民总书记...     

亲子关系中的代际倾斜与农民生育观念——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研究

本文通过在浙东越村的社会人类学实地研究,首次指出了农民亲子关系中明显与“反馈模式”并存的“代际倾斜”现象,说明他们生养孩子,并不全然是基于市场理性的行为,由此揭示出他们的生育观念:生育作为生命逻辑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是他们此生不可推卸的生命任务,是他们对于祖先的“还债”。正由于生育连带着农民人生的终极意义,因此:①在理论上,西方微观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中国农民的生育行为;②在现实上,农民会在实际的生育态度与行为上,与政府的人口政策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使行政手段在人口控制中必不可少;③在政策措施上,“养儿防老”问题的解决,只是改变农民这种生育观念的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     

生育分析的社会人类学框架

生育行为保证了人类种的延续;文化制度维持了社会系统的存续。生育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生育决不是单纯的生物行为,“生殖作用在人类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文化体系。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社会活动的结果。这种生殖作用的文化体系,是由各种制度组织成的,如标准化的求偶活动,婚姻、亲子关系及氏族组织①。”鉴于此,对生育的分析也就不能将其视为纯自然的现象,进行纯统计的或纯数量的分析与讨论。正如洛里默（Lorimer1959,pp165）所说;“纯人口学的想…     

农民生育观念研究:社会人口学的透视与展望

1 问题的提出和资料来源 农民的生育观念,近年来在人口研究中一直备受关注。它之所以受到重视,直接的原因,来自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系列困境。随着农村人口控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农民意识深处那一套顽强的观念传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象传宗接代的宗祧观念、养儿防老的现实需要等等,都是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并从1992年起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的事实,越发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现实性。 现实的挑战激发了理论的探索。在人口研究中,十多年来围绕农民生育观念,已有了不少分析和讨论,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和成果。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论著基本上一直是随机散见各处,尚未得到系统的整理。由此引发出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1.由于缺乏对于研究成果的系统检讨,很难在学科内部对某一专门问题产生知识上的积累。这种人自为战的结果,常常不易导致或至少是延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飞跃。这实在是非常可惜。2.更深的一个问题是,通过对于这些研究的“再研究”,我们可以:a.尽量把握其在思路上基本的内在逻辑(Internal Logic),找出它未曾注意的一些盲点;b.同时,我们还可以看看,在这些论著中,研究     

对流动人口计划外生育问题的再认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商品意识和谋求发展意识的不断增强,流动人口数量逐年增多。流动人口绝大多数处于育龄期,流动会带来正、负两种效应：一方面有利于劳动力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人们婚育观念的更...     

农民生育研究:理论的反思与展望

自人口研究恢复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农民的生育问题一直是我们关注的核心。研究的持续积累使我们的认识不断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问题逐步形成了几种基本的理论解释。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尚未作过系统的整理与比较分析。从学术发展的眼光看,如果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作及时全面的反思检讨,至少不利于我们对农民生育这一重要问题产生较好的知识上的积累,并会延缓我们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或飞跃。这实在是非常可惜的事。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有关农民生育研究的“再研究”,来进行这么几个方面的探索:①这些理论解释在基本思路上各有什么样的“内在逻辑”(Internal Logic)?②它们是否是令人满意地解释农民的生育行为?③它们彼此的视野是否还有若干盲点?④针对这些不足,是否有可能通过视解与思路的转换来尽量加以克服?正是基于这些考虑,近两年来,我们一直留心收集国内有关农民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些理论上的反思与展望,现在不揣浅陋地写出来,希望引起大     

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促进农民生育行为的转变

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控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是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也将给我们的生存环境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经历了70年代令世人瞩目的迅速下降以后,中国妇女生育水平的进一步降低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目标、方法和工作体系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并不断趋于完善。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在保持卓有成效的行政干预的同时,人口控制的成败关     

农民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社区分析——桃源县同仁村的调查与思考

<正> 湖南省桃源县桃花源镇同仁村是一个典型的以种植粮食为主的乡村社区,人均纯收入为558元(1989年),在湖南省居中等水平,社会保障事业不甚发达,但生育控制水平比较先进,在当代中国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在“民意”与“国策”矛盾的背后国内学术界对农民的生育意愿曾作过多次调查,调查表明。当代农民在生育意愿上与现行生育政策有一定的矛盾,只是具体到不同地区,矛盾的程度有大有小而已。据对同仁村220名18—59岁农民生育意愿调查,如果综合地看,农民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跋策有矛盾之处,也有相同之处。     

农村社区二重性与农民生育决策：社会人口学的解析

本文从社会人口学角度，剖析了社区因素对农民生育决策的影响方式与途径。农村社区事实上叠加着两个层面的含义；偏于传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层面和偏于现代性的“系统生活世界”层面。前者不但使得“生男”成为农民生育决策的核心，而且在时间上也倾向于“早生”；后者，社区的社会一经济状况（集体化程度与工业化水平）与社区的行政组织状况（社区政府控制力与社区秩序），是影响农民生育决策的最主要的因素。     

地域文化、宗族组织与农民生育观念的表达——赣南布村生育观念的文化社会学考察

基于赣南布村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地域文化与宗族组织等因素对当地的生育观念影响明显。祖先崇拜的存在意味着子孙后代的繁衍与昌盛是后人对祖先最大的敬畏与敬仰,宗族性组织的存在与维持则让宗族之间的生育竞争一直存在。生育行为与地域文化、宗族组织等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前者为后两者提供了实践的载体和价值的依据,而后两者则为前者提供了行为的合法性和动力。     

压力与从众视角下的农民生男偏好——基于皖南H村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实证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和经验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在一个具体的时空场域中农民的生男偏好现象,并检视了相关理论解释的适用性.认为压力与从众是村民把生男意愿转变为生男行动的催化剂,并进一步强化了其生男动机和行为,导致性别比偏高.     

山东省19-35岁育龄人口优生知识与态度调查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19-35岁育龄人口优生知识与态度的调查了解育龄人口优生知识掌握情况与态度取向。研究显示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地域的人口,优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优生态度有明显差别。     

农村社会变迁中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居巢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以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为代表的农村女性对家务分工的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随着农村社会变迁,女性对丈夫分担家务的期望和要求在改变。资源因素,如收入和教育,会转化为协商权力,是影响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的重要因素。性别意识因素则没有显著影响。时间可及性因素,如家庭是否非农经营和子女数,家庭生命周期因素,如是否是桉心家庭和居住地,对女性要求丈夫分担家务有显著影响。     

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社会支持——基于山东省S村的调查

通过对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社会支持状况调查分析发现,农村丧偶独居老年女性的社会支持状况较差.表现为经济支持脆弱,主要包括经济来源渠道少,收入水平偏低,慢性病的支出缺少有力的支持;生病时的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主要由女儿承担;精神慰藉支持状况一般,女儿和邻居提供的支持起重要作用.究其原因:农村基础养老金水平低,低保救助面窄,飙升的彩礼导致家庭财富支出的失衡和女儿养老面临的尴尬.相应的对策建议是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水平;扩大低保救助范围,将日常慢性病的医疗费用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畴;提高家庭经济支持的责任感,倡导男女平等,提倡女儿养老.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 on Human Capital of Land-Lost Farmers: A Study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covers two complementary measures, the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PWI) and the 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NWI). The focus group study reported here tes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WI when translated into isiXhosa, a language spoken by 6 million South Africans, or 16% of the country’s population. A challenge for the NWI in 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is the tendency for meaning to get ‘lost in translation’ in the wording of the instrument, owing to the disparities that exist between levels of living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The focussed discussions with native isiXhosa speakers conveyed the different shades of meaning associated with the six domains that make up the NWI. The isiXhosa keywords for the domains of social condition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national security, and management of the country’s affairs (government) were readily understood, but discussants asked for further clarification of keywords for the domains relating to the economy and business. Conversations showed up the close link between personal and national well-being: discussants drew upon their personal and parochial life experiences along with their knowledge of current affairs to evaluate the nation’s quality of life. They described the social contract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ir government to create a ‘caring society’ that promotes well-being across key domains of national life. Many of the reference standards used to evaluate national well-being were ones postulated to influence personal well-being (Michalos A.C,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6(4): 347–413 1985 ). The study also pointed to a potential problem for longitudinal studies if the bipolar satisfaction scale, formerly used to measure the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Index’s PWI and NWI, is changed to a unipolar one. Findings from this pilot study confirm the potential of the NWI as a tool for measuring national well-being cross-culturally.     

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的性别分化——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涉及江苏省居民职业流动的数据材料，从性别的视角对社会转型期的江苏居民的代际职业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转型期，职业流动加剧，两性的职业地位都得到了提升，但两性的职业层次差异也呈现出了扩大的趋势；代际流动方面，女性的代际职业世袭率高于男性，上升流动率低于男性；进一步对影响职业流动的内生变量进行因素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本和成就意识等“获致性”因素的影响力较强。     

农民社会养老意愿和缴费能力分析——基于陕西省关中地区的调查

社会保障制度是有效的社会风险化解机制,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建设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未来国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更取决于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对农民真实需求的了解、把握与满足程度。调查地区农民在养老保障项目上可承受的支付金额的平均值为32.06元/月,农民在养老保障项目上的支付上限值为当地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7.29%,高于此比例,则影响农民正常的生活水平,而农民普遍能够接受的适宜比例值为10.61%。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演变与养老方案选择研究①——以安徽省为例

独生子女家庭关系简单、脆弱,具有很强的风险性,为此引起学界和政府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利用生命表方法构建独生子女家庭生命表．并推算丧子家庭、丧偶家庭、单人家庭等各类家庭结构演变趋势。得出：独生子女家庭中,丧子家庭在子女60岁时达到高峰,比例达到3．1％,其中丧子的父母单人家庭比例达到高峰值2．6％,丧子的父母空巢家庭在独生子女50岁达到高峰1．1％：独生子女单亲家庭（丧父或丧母）在独生子女55岁时达到峰值50％。不同的独生子女家庭,有着不同的养老需求,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家庭属性设置多样化的养老支持方案。     

决定社会融合的经济因素--来自四川省阿坝州农牧区的调查

在市场化进程中,四川省阿坝州农牧区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显著,"生态贫困"、"健康贫困"和"教育贫困"的状况并存.基本健康无保障和非农就业市场教育水平"门槛"提高的现状,导致贫困人口受困于边缘化的可能性增大.为了扭转这种局面,需要继续对最贫困的群体予以食品援助.同时,政府的地区发展和扶贫政策,必须将人力资源发展和就业促进设为优先目标.     

文旅融合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以广东林寨古村落为例

为了实现“十三五”期末全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目标,乡村扶贫任务艰巨。尤其是具有自然、文化类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乡村,如广东省林寨古村落的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实现了本地文化资源与旅游要素的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了乡村扶贫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效应,增强乡村的自我“造血”功能,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和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