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广阔道路

文艺来自生活,是生活的再创造。文艺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形象反映现实,反映时代。只有真实地再现生活,才能创造出富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斯汤达说:“小说是一面镜子”;巴尔扎克声明,他要充当“法国社会的书记”,为自己的时代“开出恶习的清单”;托尔斯泰认为,“写不真实的东西是可耻的”;罗丹表示:“我没有说过谎话”、“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歌德说:“世界是那样广阔丰富,生活是那样丰富多采,你不会缺乏做诗的动因……我的诗都是应景即兴的诗,来自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中获得坚实的基础,我一向瞧不起空中楼阁的诗。”马克思主义经典     

“闯入者”：生存废墟上的诗性之花

郑小琼的诗再现了工业时代生活的原生态,呈现了资本原始积累背景下特定群体生活的艰辛、残忍与无奈,这是生存前沿的诗性表达。她裹挟着汗水和泥水贸然“闯入”诗坛。她的现实主义书写从“同城的人们”启程,也就是从自身开始启程,由此赋予她自身以最为珍贵的写作品质,赋予她的诗以更厚重的底蕴和更大的张力。郑小琼的诗的基本的外部状态是冰冷和硬度,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零度写作的独特的语词世界,与此对应的是流水线下无情的工业符号与她的机器化大生产语境中一个外乡人的精神迷失。     

俄罗斯哲学的“精神世界”

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特点是揭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精神”及“精神世界”的概念在俄罗斯哲学中有特定含义,“精神”与自然心理、“精神”生活与内心生活有本质区别:“精神”不同于“心理”,它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灵性,然而精神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秘的主观体验,它具有独立的实在性。而“精神世界”则内含着无限的自由及其矛盾和悲剧。文章剖析了精神的客观实在性在现实中容易被否定的原因,并指出了俄罗斯精神哲学对现代生活的启发,使人们认识到精神和精神世界不仅是幻想或反映,而且也是人的生命经验内部的一种客观实在,提醒人们不要让物欲淹没了内在生命的精神基础。     

一个独特的戏剧空间——曹禺《雷雨》的微观分析

空息、闷热,焦灼地预示着一场“大雷雨”的到来。旧中国三十年代漆幕似的上空,随着一声震憾人心的霹雳,在人们惊喜的眼前展开了一部不朽的巨著——《雷雨》,也烘托出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天才——曹禺。文学发展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即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不能立刻为时人所注意,只有经过年代的推移,生活的变化,才逐渐为人们所瞩目,所“青睐”,成为醒世的名著。而剧作家曹禺却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时代的儿子,他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气息,也及时地、艺术地创造、传递时代生活的情感信息。因此,当一九三五年《雷雨》在东京首次演出后,郭沫若光生便感慨道:“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这大致可以作为曹禺研究的开始吧。成功得早(艺术品的成功,是经过读者认可的结     

郭沫若早期艺术观中“动的精神”观念与既成哲学

<正>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率先宣布:“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动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这个中肯的品评,自然容易得到普遍的允肯。朱自清后来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撰写的导言里,也将这种“动的精神”当作郭沫若对新诗坛的一项贡献:“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所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反抗的精神”。这种     

万米云霄思广远——序《杨光彦诗词集》

光彦同志是诗人,他少时即为诗,可以说,诗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的许多诗作都是写在日记里的,在文化革命中,诗和日记都被抄走了,我们为此有着不小的遗憾。但就是现在这些新时期的作品也给我们留下了诗人的鲜明形象。 读《杨光彦诗词集》,我很感动。这是我们时代的诗的纪事。诗人真是象他在60岁生日时在飞机上写的那样:“万米云霄思广远”。他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     

平凡中见伟大--重读《自嘲》,兼评鲁迅研究

《自嘲》一诗人们历来都认为是鲁迅精神的自我写照 ,表现了他“爱人民、恨敌人”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品质。其实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甚至有误解之处。该诗应是鲁迅先生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抒发内心苦闷而创作的生活抒情诗 ,而非一首政治抒情诗 ,是他平凡而伟大的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     

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

《左传》、《国语》里记载了许多春秋“赋诗”、“引诗”的史实。从文化历史语境的阐释角度看,春秋赋诗是西周礼仪形式的遗留或变体;赋诗之所以能成为贵族生活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言说方式在于诗歌原有的那种庄严性、高贵性恰好符合了贵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自我认同需求;再者,诗歌所独有的含蓄、委婉的特性,使赋诗成了外交或交际场合请求或拒绝别人的合适、得体的方式。春秋时代贵族引诗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到了春秋末期开始的“子学时代”,只有儒家大量引诗。同为史书,《左传》、《国语》记载的引诗与《战国策》记载的引诗有重要的差异:前者在于标举某种精神价值,而后者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修辞术。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论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

<正>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的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们对构成人类社会的两大类事物——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无疑也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起源于人类蒙昧时代人们对灵魂和肉体相互关系的看法。在古希腊罗马,人们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地丰富了起来。有的哲学家把某一具体物质形态看作世界的本原,有的把“数”、“理念”这些精神性的东西看作世界的本原。这时精神和物质的     

试论“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自《毛诗序》倡“变风”“变雅”,至郑玄《诗谱》,通过考定诗的时代和地理,把《鲁颂》、《商颂》以外的周诗都纳入正变说,遂形成汉代《诗》学中完整而系统的“风雅正变”的理论体系。从“变风”“变雅”说产生的背景来看,“变风”“变雅”说与汉代《诗》学“美剌”说相联系,是汉代重视《诗》的政教作用的结果。汉代《诗》学确立“正为美,变为剌”的论《诗》原则,在郑玄的《诗谱》里,根据时政盛衰风俗厚薄,确定《诗》的正变、美剌,文武成周之世为太平盛世,感圣贤之教化,这些时代的诗都为正《风》、正《雅》,是美诗;自懿厉之后,王政衰崩,政教败坏,这些时代的诗都是变《风》变《雅》,是剌诗。因此,变《风》变《雅》说其实是发挥汉初《诗》学重“剌”的传统。“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宋代学者在评析“颂”诗时始提出“变颂”说,把《鲁颂》归于“变颂”,之后,明清学者亦多有论述。与“变风”、“变雅”说不同,“变颂”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今天的《诗经》研究也很少谈及。本文试从《诗经》研究史的角度来探讨“变颂”说产生的背景。     

世界时代与世界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家则是他那个时代的早产儿;因此,我们为可能在过去的时代里找到现成的真正哲学旧日的哲学,照它原来的样子,不能成为我们今日的哲学,哲学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重新起始的,并且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新的时代条件历史地实现自身。纵观哲学史,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曾采取过合乎时代要求的新的精神形式和思维方式：古希腊是“存在”;中世纪是“神”17世纪是“自然”;18世纪是“理性”;19世纪是”社会”;20世纪是“人”。21世纪将是世界世纪,世界化是新世纪的基本特征所谓”世界化”,是指经济全球化;二是指人…     

论本世纪初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工商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里打下了一席之地，中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也随此潮流迅速地抬升。“商”不再是人们轻视、贬损和诬蔑的对象，而成了人们颂赞和礼拜的神祗。“商能救国”变为整个社会的信条。商人在社会生活中也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自惭形秽，其社会地位已从社会结构的底层迅速上移至“四民之首”。绅与商、官与商之间身份的对流和重叠使他们之间的尊卑界线荡然无存。而商人自身的组织化与组织的社会化更加重了商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份量。商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主角。     

意境的心理生成

什么是意境?长期以来,人们无不一言以蔽之曰“情景交融”.意境在哪里?在诗里,在诗句里(“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似乎也成了不成问题的共识.影响太广的认识容易造成思维定势.对于意境,我们该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了.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 --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原始艺术形态的解体与周代诗歌的独立

《诗经》时代,诗、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篇,皆可弦歌,甚至形之于舞。于是有的论者认为,周代包括《诗经》在内的诗歌,都是属于诗、乐、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原始艺术性质的作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所谓原始艺术,是指人类艺术活动起源时期的艺术。其最重要的特征,正如中外艺术史家们所一致认为的那样,就是诗、乐、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我国也不例外。在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吴越春秋》所记载的相传为黄帝时的《弹歌》,是公认的     

培育面向廿一世纪的企业创新精神

我们正处在一个政治、经济、思想、道德和文化都在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进行改革开放，不但要求人们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求人们有科学的创新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的创新精神，就很难在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舞台上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培育起与时代和改革要求相适应的创新精神，就成为我们正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人们应当十分重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泽民同志的这一论述，深刻地阐述了创新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企业的生…     

彻底放松自己——访资深户外人穆萨

不管身处城市的哪一个角落，户外运动都是极具迷惑性的字眼，让人一趟一趟乐此不疲。城市无声无息的抹去自然的魅力，让人过得没有光阴．没有感觉、城里、下雨了要打伞，要赶快钻进汽车里；而草原落雨时的旷寂，好像村上春树所描写的“世界上所有的细雨落向世界上所有的草原”——那种美丽，有机会怎能不去体验一下。自然在花开花谢的时间里在人们面前展现，可能就是城市里苦寻而不得的生命的意义。穆萨，一个在成都生活了8年的北方人。3年前，他和朋友一起创立了荒野户外运动俱乐部。”荒野”逐渐的在户外圈子里从陌生到为人所识，到耳熟能详，到如今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称号。3年前的穆萨热爱生活，热爱户外，经常混迹于山林原野；3年后他还是那样，唯一改变的就是，多了许多的感触。     

卷首语

梭罗被人们怀念和尊敬，不仅仅是给世人留下了《瓦尔登湖》，更可贵的是他如书中所写的那样生活，是他真正领悟和体验了生活、生命的幸福快乐。生活在１９世纪的梭罗曾警告人们：“病毒般的商业精神正在感染着新英格兰。”当人们都去追逐财富的时候，他却来到瓦尔登湖畔，造了间小屋，在简朴和孤独中审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本质事实，去体验真正有益于生命的价值。今天的社会早已大大超越了梭罗时代的繁荣奢华。逐利已是世人最现实、最有力量当然也就是最根本的价值追求了。利益的黑洞变幻出无穷的诱惑，人的欲望被无限地放大，如吞噬无休…     

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文学是我国新文学中影响最大也是介绍最早的一个派别。“忧郁的情思”里包含着“生活的热忱”,是中西象征主义文学所共同具有的突出特点。两者的不同在于：西方的象征主义者的“忧郁”和“热忱”,来自于对社会的整体否定,以及个人极端发展的强力意志精神,在“人与世界”这一永恒性命题中思考人的意义和价值;而中国的象征主义者却总是关注与“个性生命”密切相关的具体社会问题,个人精神所呈现出的“具体性”和“现实性”特点,使他们对人自身价值的理解没有达到西方象征主义者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就其诗歌意境来说,中国的象征主义不具有西方象征主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在诗歌的写作过程中,中西象征主义虽然都追求诗的纯美理想,重视想象、比喻、暗示和音乐性等,但在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歌中,抒情与感觉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