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时期南海《更路簿》兴盛原因探微

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在明代形成之后,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便进入兴盛阶段,突出表现在《更路簿》的本子增多、记载的内容极其丰富、航海海域覆盖面广、南海诸岛航线和地名命名的增加等方面。主要原因在于,对当时的渔民来说出海捕鱼成了唯一的生存出路,新加坡马蹄螺的巨额利润激发了渔民们使用《更路簿》出海的需求,在当时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及敢于冒险、不怕死的精神。海南渔民和他们手中的《更路簿》对维护我国的南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乃至南海文明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苏承锦水路部》数字人文初探

琼海市欧振军家传的其祖父抄写的《苏承锦水路部》,有完整的封面及具体的抄写时间,信息比较完备,在现存更路簿中并不多见。该抄本有更路条文174条、外洋海域岛礁俗名23个。其水路,特别是南沙水路,有很强的航线连续性特点;外洋水路部分,则第一次出现了“西世水路”的表述。对于该簿中因破损而缺失的内容,以及在目前发现的其他更路簿中从未出现过的10个南海岛礁俗名和9个越南及泰国湾一带岛礁俗名,可以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进行释读。     

琼州渔民开辟南海渔业航路之历史原因考述

明清时期,渔民群体社会地位低下,生产模式具有向外开拓的冒险导向。南海渔业航路的形成,与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地区的复杂基层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严厉的海禁政策、沉重的赋税与猖獗的海盗活动,迫使琼州渔民前往西沙、南沙谋生。更路簿中所载始发于南沙岛礁南部的外洋航路,是渔民为出售渔货而开辟的。琼州渔民作为南海渔业航路的开拓者,为更路簿文本的形成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研究的新思考——以证据链为视角

当前中国南海法律维权证据群较为庞杂，而这会为证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以及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所有权带来一定阻碍。在解决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引入证据链学说，能够为建立证据优势提供逻辑工具，有助于补强证据的证明力与可信度，并有利于呈现南海争端证据的关系网络。在中国南海历史性所有权证据链中，需要明晰《更路簿》在证明“行使主权或主权性质权利”“持续行使权利”“法律确信”这三条证明路径中的价值。在中国南沙群岛主权证据链中，应具体考量《更路簿》在条约证据链、有效控制证据链以及地图证据链中的价值。在南海争端语境下，《更路簿》作为一项证据，需要突出其证明作用，找寻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并明确其证明力，更好地服务于证明“中国在南海拥有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这一使命。     

海南陵水疍民“更路簿”初探

陵水疍民“更路簿”在众多的研究著作中较少提及,现藏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冯安泰(已故)“广东省辖内流水簿”和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梁华欢“更路簿”,同属陵水疍民“更路簿”。疍民“更路簿”是海南渔民“更路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南海及海南岛周边海域的气象、礁石、地貌等提供珍贵的资料支持,对建设海洋强国、维护南海权益、保护和传承海南疍民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记忆与认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海《更路簿》

南海《更路簿》是历史上海南渔民长期海洋实践的产物,属于渔民的集体记忆,具有文化整体性的特征。南海《更路簿》在经历了一系列遗产技术的改造以后,逐渐变成一种主张国家海洋历史性权利的社会记忆和认同政治的符号象征。伴随渔民群体自身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形态变迁,《更路簿》所承载的海洋情怀、历史记忆和集体认同面临消失的危险。《更路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应在于遗产持有者群体的历史记忆与遗产认同。《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工作应充分发挥渔民的主体性,为渔民重建一个包含多元表述的记忆社区,赋予渔民集体记忆更加鲜活的生命力,让渔民在真实的文化空间和海洋实践中自觉传承《更路簿》。     

以先占原则为基础的“南海更路簿”法理诠释

依照现代国际法,对领土领海的命名权是一国行使主权的重要方式。"南海更路簿"是中国海南文昌、琼海等地渔民自明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南海诸岛礁及在相关水域进行捕渔、航海等海洋开发活动的系列民间传世文献。该文献记录了中国南海地区"峙"、"线"、"郎"、"塘"等各类地名126处,这些地名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认定的岛礁沙洲等岛礁种类相对应,其记录的126处地名也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际认可的南海岛礁标准地名。因此,"南海更路簿"是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相关水域享有历史性主权权利的一大力证。     

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嬗变:历程、特点及成因——以海南潭门为例

海南潭门渔民是世界历史上唯一连续开发南海的特有群体。自宋元开始,潭门渔民自编自用南海《更路簿》扬帆起航到过西沙、中沙、南沙辛勤耕耘自己的"祖宗海"。自宋元至今,潭门渔民的"耕海"历程酝酿了独具地域特色的热带海洋民俗文化。以海南潭门为切入点,研究南海海洋民俗文化嬗变的历程,分析其特点及成因,对丰富南海海洋多元民俗文化,促进潭门海洋民俗文化对外传播与合作交流,增强潭门海洋民俗文化"软实力",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太平洋学报》副主编李国强在第四届“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正为深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挖掘海洋历史文化,服务国家海洋战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于2018年5月11日至13日在海南文昌联合举办第四届"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是以《更路簿》和海洋文化为主题的一次盛会,这两个主题契合当下南海理论和南海现实发展的大势,与建设海洋强国和建设21世纪海上     

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钓鱼岛之再考

中国古代文献与琉球权威史书均证明,钓鱼岛及其相关海上航线是中国最先发现、命名、占有并利用的。中国隋朝的相关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明朝初年,中国与琉球国建立册封与朝贡关系后,钓鱼岛就由中方巡航、利用和有效占有。《顺风相送》一书的记载很可能与郑和奉命赴东洋、下西洋的两洋航海有关,其最终成书时间并不影响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的确凿事实。琉球国大学者程顺则于1798年撰著的《指南广义》也清楚、详细地就此作出记载。即便按照日本有关国际法先占原则的解释,最早有效占有钓鱼岛的也是中国,钓鱼岛从来不是所谓的"无主地"。     

七百年前沈阳正式定名

正现代考古证明,沈阳已有七千余年的历史了,而称呼"沈阳"亦有六七百年。据《元史·地理志》记载: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元政府下令"并两司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这是"沈阳"一词出现最早的时间;而记载它的实物则是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所立的城隍庙碑。     

古地图:见证中国地理大发现——以中国的天文观测与地图测绘技术为依据

通过对《山海经》、《梁书·诸夷列传》等古籍记载的扶桑国、女国、毗骞国等古国地望的考证,以及对唐代《华夷图》、元代《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明代《内板山海舆地全图》及清代《大清统属职贡万国经纬地球式》等古地图的地图投影方式进行研究,清晰再现了中国古代发现世界和测绘世界地图的历史脉络。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地理发现范围广阔、领先世界,在1375—1392年期间采用先进的横轴等距方位投影绘制了精确而完整的世界地图。从古地图中不仅破解了困扰地图学1000多年的谜题,而且见证了中国地理大发现——中国发现世界——并非传说。     

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与钓鱼岛历史主权的考察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廷派遣苏州府长洲县人徐葆光出使琉球,颁以册封副使身份陪同翰林院检讨海宝正使前往琉球册封尚敬王.归国后著有《中山传信录》一书,记述其册封琉球国王、测量琉球国的经过以及琉球的山川地理、制度文化等内容.其中,赴琉航海部分和琉球地理方面的记载涉及钓鱼岛海域领土管辖.本文对书中三幅地图和所引《指南广义》的记录做一剖析,以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明初张璇下西洋卒于孟加拉珍贵史料解读

本文首次揭示并分析了明末张鼐《宝日堂初集》记载其先祖张璇永乐十年随少监杨敏的船队出使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并葬于察地港（今吉大港）官厂的珍贵史料,解决了费信《星槎胜览》记载的两次随郑和或侯显出使榜葛剌国的疑点,考证了明朝在察地港设置官厂的原因。本文还考证了《郑和航海图》榜葛剌国附近的地名,提出图上没有去榜葛剌国针路及孟加拉湾海岸中断的问题,并予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