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利维坦:现代法治的形式与实质——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批判

施米特断言自由主义法治是自相矛盾的概念,自由主义应当为法律提供实质性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对多元价值的中立态度,使它实际上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自由主义否定人的政治本性,将政治非政治化,作为实证主义概念天国的法治也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现代政治和法律不能纯粹基于理性和形式,更须重视激情与价值。因此,重返利维坦,意味着国家与法律秩序必须尊崇和平与基本权利价值,重视公民教育,唤起公民内心的忠诚与认同。霍布斯同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祛魅和复魅的进程,利维坦既是理性的国家机器,更是令人恐惧的巨兽。遗憾的是施米特没有真正地回归霍布斯,虽然他重新发现了利维坦的意义。     

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类型取向

法治建设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呼声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由于我国传统和现实的因素制约,在建设法治类型上产生了分歧。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的同时,我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兼顾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目标,推进法治化进程。     

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     

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初探

自回归以来,围绕香港法治实践的激烈争鸣,可简约为"法治一元论"范式下的形式法治主义者与实质法治主义者之间的博弈。"法治一元论"难以准确地解读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利于凝聚港人的法治共识。依循"法治二元论"范式下的香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发展路径,既可有效地调和相互冲突的法治观念,又能确保香港法治的良性发展,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     

魅力法治所衍生的苦恋——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思维方向的反思

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是法治的基础,实质法治只是一种对机械司法的纠偏措施。但在我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很多政治法律人却试图超越形式法治的束缚,追求更为理想的、能够与时俱进地适应政治要求的实质法治。从世界法学思想的发展趋势看,在对法治弊端的批判与反思中,形式法治理论正在走向式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应该超越形式法治,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之路。如果真的想实现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提升,就必须警惕实质法治的反法治倾向。在整体性中国文化之下,我们没有经过一个严格法治的阶段,现在需要用法律方法提升法治的整体水平。但是,这种追求法治的良苦用心常被误解,正在上演一出法治论者对人民表达忠诚的苦恋。     

人权保障与法治的形式品格

人权保障离不开法治,人权法治化势在必然。近来,国际学界出现了人权法治的政治正当化即民主实证主义的思路,人权实践中则出现人权法治国际化的倾向。我们必须看到,法治的形式品格决定了法治与人权之间存在一致性,也存在紧张关系。民主实证主义强调人权法律化的政治正当性,有可能忽略道德正当性命题;人权法治国际化因应人权的普世价值,但忽略了国家法治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因此,人权法治化是必要的,但必须谨慎对待。     

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     

论法治的现实人根源

作为良法善治的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又应是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法治意蕴的起源伴随人类演化史,法治的根源是现实人及其群体扬善抑恶自我规治的外化。现实人的生成要素可分为交互作用的基因性、文化性、意志性和环境性四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现实人个体性和社会性辩证关系理论出发,生成现实人的每项要素及其整体在经由现实人发挥积极作用时都有扬善抑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法治具有深层的现实人根源。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文学形式论研究

文学形式是诗学范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文学形式问题的认知关系着一种诗学形态对文学本质、发展规律等重要问题的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诞生的契机正是胡适等人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格律诗学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对文学发展之束缚,从而提出了革新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受其影响,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诗学亦在汲取和整合中西诗学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从"内形式"和"外形式"两个方面来重新建设新的文学形式。     

密尔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宪政建设的启示

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地位以及其局限进行再度审视,可以对我国法治建设得出一些新的启示。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透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危害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规律和自由平等原则,其核心理念是“自由”、“市场”、“效率”,主张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集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为一体的向全球进行扩张的政策工具．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与时代烙印,在拉美、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危害,也是导致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人权普遍性的现实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批判了关于人权普遍性的现实基础的几种错误观点 ,指出只有当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 ,产生了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经济形式时 ,人权普遍性才有了形式上的可能。只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形式的统一 ,才使得人权普遍性具有了现实基础     

论法的形式正义与守法

法与正义有着紧密的联系,正义可以做不同的分类,其中形式正义是一种重要类型.我国选择了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方式,而法的形式正义是法治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内容,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选择形式正义而牺牲实质正义.守法是法治实现的     

19世纪初德国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及其实践

法国革命在德国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尤其是经历了思想的伟大洗礼。德国自由主义者接受启蒙思想,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保护安全的信条,要求取缔全能的警察国家,削弱绝对统治色彩,实行某种程度的宪政。但是随着法国革命的推进,德国自由主义者开始怀疑现代国家起源的古典理论——“社会契约论”,一种更为保守的“历史有机国家”理论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不过,“法治国家”思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有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的回归。     

新自由主义的困境与马克思的观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根源探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世界历史背景,危机的政策根源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范式--华盛顿共识.诊断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有其自身的理论盲点.<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魅力,不仅为我们看清当前危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方法论启迪,而且为我们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国内外的两极分化,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财富.     

法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

本文对法的形式正义以及与之对应的实质正义作了分析,认为存在着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其一,与社会正义相对应的制度正义;其二,与具体正义相对应的抽象正义;其三,与实体正义相对应的程序正义。并认为三种形态的形式正义都与法治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法的形式正义的标准和局限性,分析了法治对形式正义的局限性之包容态度。最后认为,推行法治首先就是倡导形式正义;为了推行法治,实质正义在两种情况下是可以舍弃的。     

从法治进程角度看调解优先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认真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实现司法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对此,社会各界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褒贬不一。文章从法治进程的角度,以统治类型的选择、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今后法治的走向为线索来看待＂调解优先＂原则。     

正义论在政治自由主义发展中的演绎及现实意义

正义论贯穿于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发展逻辑之中,随着政治自由主义的演变而不断发展。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洛克的形式正义开始,经历了密尔的实质正义,发展到罗尔斯,正义论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有机辩证地统一起来,达到了成熟阶段。政治自由主义中的正义论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对政治体制和法律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法治实施的技术手段——法律推理

根据法律推理定义的演变和发展,给出了符合当今法治社会特点的法律推理定义,阐述了还原推理、衡平推理、类比推理和辩证推理,探讨了法律推理的客观性评价标准,总结了法律推理应遵循的哲学原则和在司法实践中应遵循的原则.在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当今社会,通过法律推理,可以达到法律生活各种层面的法治目标.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