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特色”问题的一些思考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特色”问题自提出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争执当中 ,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尚未形成主流观点。本文从争执当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着手 ,试着从“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要不要突出‘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等 5个方面去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行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关系体验式物理化学教与学活动探究

该文探讨在物理化学的教与学过程中,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维度学习体验环节,鼓励学生与教师、同学、教材之间建立关系,帮助学生学会排除学习障碍、获得学习资源的方法,从而满足学生课程学习、专业选择和成长的需求。这些方法具体包括：在教师层面,应以学生为中心,可实行课代表轮换制、专业介绍等措施增进师生交流,增强学生学习动力;在同侪激励上,笔者组织多种形式的习题讲解、物理化学知识竞赛和考研交流活动,采取课前趣味提问法等,促进学生在知识层面上的沟通;在教材层面,鼓励学生学会将知识融会贯通,进行知识细分与总结。     

印度“印太”愿景的演变、特点及制约因素

印度对“印太”概念的讨论和实践经历了初步接受、积极融入、回调构建和主动塑造等四个阶段的变化,以发展更贴合印度利益的“印太”愿景。当前莫迪政府对外政策的本质特征在于强调印度已成为世界大国,外交重点是与其他大国之间外交互动以及保持大国竞争的平衡等三个方面,其外交实践具备强调与中国战略竞争、加强印美战略合作、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化和支持东盟“中心地位”等四个主要特点。莫迪政府在发展和实践“印太”愿景方面的举措颇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不过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仍受到国内国际因素的制约。国内因素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等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制约印度改善国内投资和经商环境;印度自身实力不足,制造业经过多年发展却呈现萎缩态势,这些因素限制了印度参与“印太”地缘合作的成效。国际因素方面,拜登政府持续的“美国优先”实践和“印太”复杂地缘政治态势限制了印度的策略选择,使得印度在总体战略向美国靠拢的情况下,与美国的关系发展仍然存在竞争与合作的两面性。当前印度是区域内主要国家中唯一同时参与多个有竞争关系的重要多边平台,中印之间发展理性务实合作将帮助域内国家在塑造地区秩序的进程中形成更大的合力。     

“中心”的与“去中心”的反身性——卢曼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本体论基础比较分析

卢曼的社会学理论主张把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的现象全部纳入系统论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该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一种“去中心”的德国观念论模式。在哲学层面,该理论与黑格尔哲学一样,核心问题都是“自身”与“他者”的“反身性”关系。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卢曼的解释基点是“同一和差异的差异”,而黑格尔的则是“同一和差异的同一”。具体到政治哲学领域,黑格尔将普遍性和特殊性扬弃到个体中,构成其政治哲学的本体论基础,而卢曼则将个体“消解”进了社会的诸功能系统中。     

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理论争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介到我国后,一直是理论界研究和争论的重要问题。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见仁见智地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甚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碰撞。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研究者中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激烈争论,至今未能达成共识。近几年来,关于“西方     

论“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星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反应性”视角下的日本对非洲外交

二战后,日本在调整对外关系上多体现出因受到美国等外部压力影响而做出“反应性”政策调整的态势。由于对非洲的外交基础较为薄弱,日本在不同阶段制定对非政策时也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反应性”特征。日本基于不同基本动因和差异性政策取向,在对非关系发展进程中针对亚洲、中东、欧美等“第三方因素”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反应性”外交趋向。特别是当下日本对华战略制衡愈演愈烈且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因素”逐渐超越其他地区成为影响日本对非“反应性”外交的最重要参照因素。2022年日本举办的第八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确立了对非合作新方向,其视中国为在非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对华开展地缘博弈的趋势愈发显著。     

后现代视野下对身心关系的跨学科考察——“心理学与宗教：佛学与过程哲学的心身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概述

一、会议背景 人的幸福问题,孤独问题和身心健康问题是现代社会急需面对的重大问题,而这一切都与现代人对心身关系的理解密不可分。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随着人类文明由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型,以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碎化思维为特征、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取向的现代心理学及其心理治疗范式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和困顿。     

巴赫金复调理论视阈下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

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巴赫金复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传统单纯强调作者权威性的叙事理论不同,巴赫金否认作者的绝对权力,认为在复调小说中,主人公通过对话拥有与作者平等的地位.主人公作为独立主体向读者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巴赫金这一观点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他在哲学上持外位性观点,强调人在时间上、空间上以及价值上所具有的局限性;在小说理论上他提倡的杂语性和对话性并借此反对作者专制话语权.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巴赫金反传统的作者与主人公关系思想的形成.     

试论儒学性善论及其与宪政精神的疏离

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套系统化的人性理论,其中,天人合一、人性本善、性三品等三论共同支撑了儒家文化性善的人性理论大厦.儒家文化并未能孕育西方式的宪政,事实上,儒家文化在根本上与宪政精神相距甚远.具体而言,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天人合一论对人主体性地位意识的消解,使儒家文化缺少对人性尊严的超验性认知,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权意识的缺失.其二,人性本善论和对人主观自律能力的高度自信使儒家文化对权力的腐败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未能提供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方案.     

中国的日本研究及中日关系研究的焦点——在“东亚新格局与中日美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1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自1981年成立以来,日本所和美国所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经历了起步、发展、成熟的不同阶段。日本所和美国所作为同样经历和同等职能的国别研究所,面对后冷战时期的结束、多极化世界的来临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东亚新格局的形成,正在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和美国研究发挥积极的智库作用。根据会议安排,我首先介绍中国的日本研究概况,然后着重谈中日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加强国际交流 推进绿色发展——“全球视域下的绿色发展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2011年3月,我国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了十二五期间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国家发展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为了更加     

“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丘濬民族思想蠡测——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丘濬为明代鸿儒之一,乃理学之名臣。《大学衍义补》为其毕生著述中最倾心之作。“内夏外夷”与“防夷乱夏”构成了丘濬“夷夏之辨”的限阈格局与核心观点。其民族治理政策突出表现为以“民族自治”为主的德化慎远之策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朝贡体系建构。“和守兼备”“安危并济”式的“御夷”原则加之“屯戍息民”与“攻伐七策论”共同形成丘濬对待“四夷”民族的安边之法。丘濬的民族思想具有“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的两大鲜明特征。     

“嵌入性发展”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与管理的关系——基于组织环境的分析简

在专业嵌入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要素逐渐被政府所认可,开始介入基层社区服务。在政府权力不断渗透的过程中,社会工作机构日益变得官僚化和行政化,逐渐走向以管理为中心的运营模式。在以管理为中心的社会工作机构中,一线社会工作者及其专业服务活动成为被管理的对象,服务对象在此过程中也被客体化,从而造成以服务为中心的专业在机构中日渐式微。在以管理为中心和以服务为中心两大运营模式的博弈中,一线社会工作者处于政府、机构与社会的强权力夹缝中,专业的归属感和尊严较低。本文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造成社会工作机构当前处境和运营模式的各种环境因素,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探讨从政府、服务对象、机构自身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四方面进行改变,最终重塑以服务为本的社会工作机构运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