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书坊业与通俗小说销售

书坊在明清通俗小说传播的各个环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单就销售一环而言，书坊更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明清书坊业采用书店销售、书市书摊销售、长途贩卖及送书上门等多种销售方式，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尽量压低销售价格，扩大销售对象；运用各种销售广告，吸引消费者。这些措施对通俗小说的推广与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销售广告的广泛应用对通俗小说的版式特征造成了重要影响。     

大运河与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

明清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经历了一个由福建建阳向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建阳书坊业带动了明清通俗小说的初步繁荣,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却促成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大运河在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转移过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运河为江南运河城市的书坊业与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繁荣的商品经济、壮大的市民阶层、便利的水陆运输与广阔的市场等得天独厚的条件,保证了这些城市的书坊业在市场竞争中能立于不败之地。     

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

洛学兴起、传承时期,正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由发生、发展而至昌盛的时期。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在时间上的重合,使洛学传承与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有了特定联系。洛学传承大致经历了鼎盛期、衰落期、中兴期、叛逆期和复兴期,而每一阶段的思想精神和理论主张都基本成为其时社会思潮的核心,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作用于通俗小说,导致小说创作倾向嬗变。其具体表现是:一、洛学鼎盛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载"理"倾向;二、洛学中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崇尚封建纲常倾向;三、洛学叛逆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世俗化倾向;四、洛学复兴影响并导致通俗小说尚劝戒思想倾向。通俗小说的这些创作倾向一般由小说的题材选取、人物形象、背景情境、情节结构、场面处理等体现出来。描述、说明洛学传承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创作倾向,可发现洛学与小说发展、与小说思想发展有关的规律,揭示出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明清通俗小说中的纳妾叙事

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习惯于追求"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之奇,因此他们会频繁地将纳妾这一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同时又能够引起激烈矛盾的婚俗写入小说。小说中所常见的"怨气丑声"的故事就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点。这类故事的矛头所指,不是纵欲的"妾",而是那些广蓄姬妾的男性,纳妾由此成为了男性好色的一个标签。而更为重要的情节模式则是"一妾破家":原本安然无事、风平浪静的家庭由于"纳妾"而掀起狂风巨浪,整个家庭因此而陷入倾覆毁灭的危机中。纳妾既是整段故事的起点,也往往被视为引发危机的源头。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小说作者在叙事中对于"纳妾"的依赖。纳妾不仅作为显赫社会地位的标志而被寄予某种想象,更有助于故事的叙述:缓解人物在婚姻道德上的困惑,并解决风流与阴骘无法并存的难题,使得小说的叙事能够不偏不倚地驶向最终的目标。     

明清之际通俗小说中的“时政评述”

明清之际的通俗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时政评述。这些评述,以明朝灭亡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明末主要是对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述;清初则主要表现为对明末政治制度的批评和对明亡的反思。小说中时政评述是作者参政议政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通俗文学对社会舆论和读者阅读兴趣的一种商业认同。它是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社会学意义。     

中国古今长篇通俗小说版本

小说的不同版本伴随着小说的产生也随之出现,尤其在小说以文本的形式广泛流传时,"同一种书,多种版本"的现象更为明显.小说本身所具有的著述背景、制作背景、流传背景及个人时代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版本的出现成为偶然中的必然,由此便引发了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对文本内容和不同版本价值的追寻与思考.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今长篇通俗小说的版本比照,原因浅谈、研究方法及局限进行范例式的研究,来探讨小说版本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方法和意义,这对文学史的研究将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贤妻塑造与文化表征

明清通俗小说对贤妻的塑造着重于才德与“妇功”,这既与时代社会文化状况和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相关,也折射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沉重的物质、精神压力。通俗小说中的贤妻是明达识理、安常守分的“贤妇”;是敢于谏夫之过,使之改过从善的“诤妻”;也是辅助丈夫成就功名、兴旺家业的“智妇”。通俗小说家对贤妻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男性视角,也透露出晚明至清中叶知识分子面对科举功名时精神与心态的变化,即由无助与教化走向对科举文化的反思,而与之相应的“贤妻”也带有了“禄蠹”的象征意味,表征着文人精神的成长。     

情节的萌发与建构——明清通俗小说中的赘婚

"赘婚"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而小说中的赘婚又游离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体现了超越固有观念和社会准则的某种潜力,在情节的萌发和建构方面尤其如此。小说作者从赘婚中获得了天然的便捷,可以从女性的立场营造情节、叙述故事;赘婚中存在的种种常见困顿,反而为作者提供了便利,在小说中都转化成为情节发展的若干层次;对于赘婿来说往往意味着尴尬和屈辱的婚仪、改姓以及逐婿,在小说里也成为了情节的重要来源。以至于在赘婚的基础上建构的小说不是悲剧,而是充满了谐趣以及励志色彩的喜剧或正剧。赘婚可以摆脱现实中的种种劣名,变为小说中最让人兴奋的情节元素之一,并进而成为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一个要素。在促使小说中的人物"发迹变泰"的同时,赘婚也完成了自我的华丽转身。     

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

由于人们对畅销小说与长销小说之间的差异问题一直没能做很好的廓清 ,因而始终存在着对于畅销小说的不公正理解。事实上 ,现今诸多已成经典的长销小说 ,在历史上也是畅销小说。而且 ,畅销小说在今天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也让我们看到了其成为长销小说的实力及可能。现在的难题不是如何才能创作出长销小说 ,而是如何才能创作出畅销小说     

古代通俗小说观念的起源:宋代说话之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而成熟，其成熟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在内容形式上有统一的特点和鲜明的文体特色，这标志着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比同时代的正史子部小说观念成熟、纯粹，尽管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与现代的小说观念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它的出现使小说的含义从正史里包罗万象的兼有叙论式的残丛小语过渡到叙述虚构的完整事件，通俗小说观念的解放和成熟使通俗小说得到大步的发展。     

论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尚俗观及其演变

以俗为尚 ,是明代通俗小说批评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尚俗观小说批评在明代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在语言论上 ,出现了由“近俗” ,“俚俗”到“通俗”的变化 ;在题材论上 ,存在由“俗趣”到“俗情”的变迁 ;在社会作用论上 ,有“娱俗”、“谕俗”之分。尚俗观的形成、演变与明代社会经济 ,思想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小说评点派论“谋篇布局”

中国古代优秀小说,常常在谋篇布局上表现出作者的功夫.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家们,又对这些体现作者匠心之处,进行了切中肯綮的评价,有的还借此发表了自己对小说写作艺术的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这都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历史文化宝藏.     

抗战时期新闻评论的大众化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以及时代的需要,使新闻评论的大众化特色日益凸显并走向成熟。当时新闻评论的大众化特色主要表现在评论主题和内容的大众化,以及评论形式和艺术上的大众化。它满足了民众了解抗战形势的要求,为构筑战时精神长城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的娱乐主义倾向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家表现出超然型的创作心态,更重视小说的“情”和“趣”,更关注小说的娱世功能。他们的娱乐主义文学观与世俗化价值取向同生共存,既是对通俗小说艺术特性的尊重,又是对接受者的尊重。他们在适应读者阅读需求方面进行了诸多努力和探索,丰富了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通俗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普及。     

论西方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通俗小说与纯文学的最大差异在于其对社会大众心理愿望的肯定与折射。本文通过从对西方通俗小说诸多类型及其传统母题的分析 ,探讨其对社会大众心理层面的积极影响 ,从而确立通俗小说的社会心理价值     

明清小说评点的空间转换概念:脱卸

“脱卸”是明清小说评点家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概念。脱卸具有审美的中介特性 ,含义包括连接点、转换点 ,指叙事场景之间、段落之间的停顿与转折 ,从此情节转入彼情节 ,它是一个中介概念。间接联系是中介概念最本质的特征 ,脱卸具有这种间接联系的特点 ,用于表征上下情节联系的间接性 ,而不是表示某个情节段落的结束。脱卸还具有空间并置的功能。它打破了时间叙事的线性因果关系 ,变循序渐进的历时性叙事为跳跃性的共时性叙事 ,把不同空间场景并置在一起 ,扩大了空间描写的张力。情节改变预定的叙述方向 ,沿着并置所呈现的新的空间轨迹向前发展。     

俗文化视野中的李渔创作研究

作为通俗文艺大师，李渔的传奇和小说在人物构成、情节处理、思想表达诸方面都显示了对实际生活的贴近：展示罗列普通市民的情感，指导普罗大众的生活，通俗流畅，娱乐性极强。在当时及后世的观众以及读者群中都获得了极好的影响。但这种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旨归，不仅自娱、更为娱他的创作实践却遭到了历代的恶评和诋毁。李渔的这种遭遇是中国传统文学审美取向上雅俗之争的又一个表现，同时恰可以为传奇和传统小说的衰落作一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