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契约与公权他用的悖论及其启示——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分析视角

古典社会契约理论认为，理性的个体基于自愿同意，互相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是一个正和博弈的理性选择过程。但这一集体行为的结果都是个人理性造成了集体的非理性，因为人们让渡的公权的他用导致了非合作博弈下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现代民主国家要做的，应是设计出一种权力多中心的国家——社会二元结构模式，进一步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发扬协商民主精神与公共精神，藉以减少公权他用的现象。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公共理性视域中的制度变迁述论

制度变迁与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制度环境相对稳定,各种制度安排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时,各种制度就能获得社会行为主体普遍的认同与服从。博弈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推动着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行为主体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往往更关注自身个体理性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需求。作为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精神、公共价值的公共理性,是协调与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纽带与桥梁。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理性与公共理性在理论上是统一的。由现代化导致的空前的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制度环境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在逐步走向公共理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在公共权力主体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中,逐步实现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正向的制度变迁。     

弘扬理性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社会,而中国社会当前存在着严重的理性缺失,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弘扬理性精神。要通过加强对国民理性精神的宣传和教育,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为理性精神的培育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     

新安江生态补偿协议:法律机制检视与实践理性透视

涉及安徽省与浙江省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作为一种流域环境治理的新型协议,新安江协议在法律上具有对赌协议的性质,它确立了一种推动流域相关地区之间环境合作博弈的一种新型的契约法律机制。地方政府之间这种通过法律契约形式进行环境合作博弈的方式,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中央政府对于跨行政区域环境保护的垂直命令式的单一环境管制方式,其推动、激励相关地方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治理的做法,对于解决我国跨行政区域水资源保护、水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实践意义。环境法的勃兴源自于当代社会的环境危机,立足于解决当代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倡导与践行环境保护的实践理性精神是环境法的应有之意。对于新安江协议这种地方性法律合作与创新,因而应当秉持鼓励与包容的实践理性精神。     

激情与理性：斯宾诺莎论社会契约的双重基础

和众多近代自然法家一样，斯宾诺莎通过社会契约论的方式构建国家。不同的是，斯宾诺莎拒绝将社会契约建构在理性自然法的基础之上，而是极力挖掘激情对于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结合《神学政治论》《伦理学》《政治论》等核心文本，澄清恐惧、希望和同情等激情对于社会契约的奠基性作用，同时指出：无论在自然状态还是公民状态中，理性的作用从未缺席，而是始终与激情融合在一起，二者以某种“居间状态”的形式成为建立和维系社会契约的基础。社会契约的这种构造方式，既为现代国家奠定了新的基础和秩序，又在根子上为现代国家埋下了种种危机。     

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国家理性与社会治理的平台:关于公共空间的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依赖于政府管理和社会自治的高度融合,传统的国家治理观念急需更新.通过对国家理性与公共理性哲学的考量,认为符合公共理性的国家理性才植根于正义,提出以符合公共理性的国家理性来促进民主社会的实现,基于审慎思辨的审议民主推动公共理性的成长;而公共空间的建构,是国家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前提.     

公共理性·市场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巩固有赖于公共理性宰制性地位的确立。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公共理性精神、公共规则、公共权力所构成的公共理性 ,其价值核心是经济民主基础之上的社会公正。     

合作博弈、集体理性与城市交通效率

论文基于非合作博弈的纳什均衡,提出了多方博弈中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城市交通规划和交通行为的选择上,在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应当高度重视给予合作博弈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城市交通运输方面,通过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政策使个体行为集合而成的集体行动应当趋向公共交通,提高城市交通的整体效率.     

法治:从神性回到理性--斯宾诺莎的理性法治观

斯宾诺莎是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法治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较早冲破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的法治学说,从人"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推导出理性的法律统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他认为,服从法律是公民的"天职",也是国家和统治者应尽之责.因为公民和最高统治者作为一个人,也存在个人的情欲和私利,最高统治者和国家还可能存在着罪过,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受理性的法律的约束.不过,真正的法治应当以民主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权利为宗旨.     

论公共理性精神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作为导向制度正义与政策正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其核心功能在于塑成权力的合法性与利益的协调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作为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公共理性精神是和谐公共空间成长与良善公共生活营造所必需的一系列精神观念、文化要素与心理习惯。践行公共理性精神,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思想研究

罗尔斯在后期明确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公共理性这一根本性的概念。通过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状况的分析,罗尔斯认为,从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传统出发可建构出一种政治正义观念,而建立在这一观念基础上的公共理性能够成为政治正当性证明的公共基础。因此,通过考察公共理性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罗尔斯公共理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以法治实践培育公共理性————兼论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现实意义

公共理性是一种公共化的思维方式和合作共治的公民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公共理性是理性的公共化,是一种使“理性”步入“合理性”的观念,其基本要素包含主体的平等性和目标的公共性。对于法治的建设与发展,公共理性是其必然内涵和重要基础,因为公共理性可以测量法治社会的水平,公共理性与法治社会密不可分。公共理性的形成在实践上说就是一个公权与私权不断沟通的过程,而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府发展指数和余杭法治指数等一系列法治实践在公权与私权层面对公共理性的培育都具有现实作用。因而,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提出初衷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着眼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经由法治实践培育出普遍的公共理性,整合力量以共建法治社会。     

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政策

所谓“道义经济”,乃是以生存安全为目标取向的“理性经济”,“生存伦理”则是集体层面的“生存理性”。在以追求效率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取代传统“道义经济”的过程中,如果置人们对于生存安全的基本需求于不顾,则这种市场经济及与之相连的制度必然遭到反抗与抵拒。面对这种反抗与抵拒,社会各界主要有两种反应：一是力图回复到传统的经济模式;二是在坚持“经济理性”为取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以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将原先主要在村落小共同体层面上发挥作用的“生存理性”“生存伦理”国家化,转变为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政府职能,现代社会政策的出现和发展即是第二种反应的基本内容。由此可以反观社会政策的经济意义：它不仅仅是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一种手段,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生存扎根的社会前提。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来看,必须努力做到国家以社会政策手段为每个公民提供的保护的跟进与传统社会为个人提供的保护的消退同步。     

个体理性引发的集体非理性——解读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其产生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对它的认识也应从多角度出发。以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必将有新的发现和启示。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范式,二者的差异与矛盾在这场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中再次得到证明———个体理性行为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近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理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在近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理性概念占据核心地位。契约论、自由主义、科学精神等许多形成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都是凭借理性的支撑而树立。理性概念自身也经历了由神的恩赐、人的本性、自然理性向启蒙理性的内涵发展与演变,并因此导致西方近现代社会进程的独特特征。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社会学,都受到理性世界观的主导影响,从中亦可获知当前现代性反思的重点。     

理性理论逻辑视域下的协商民主：可能与必要

198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论题不但是西方理论学界的研究热潮,而且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公民陪审团、工厂民主与市镇会议等）乃至国际政治过程中（如欧盟）也有着比较广泛的实践。进入21世纪,我国学政两界也开始关注协商民主论题。协商民主之所以显现出如此的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和理性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联。从理性理论的逻辑来看,协商民主在现代民主社会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经济理性与经济学理性

科学的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科学的经济理性对称,科学的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市场·理性·制度

市场模式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也是当代社会文明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市场模式促进了人的独立性、自由性的提高,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生了根本的飞跃。理性是市场模式建立的思维前提,也是市场模式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机制本身包含了非平等的秩序性倾向,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化是消除市场机制非合理趋势的条件。制度规范作用的凸显是市场模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集体理性的表现。制度在市场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