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意义与现代性的合理性--福柯的"现代性的态度"

福柯将现代哲学的本质视为对“什么是启蒙”这一问题的回答。从根本上说,他对启蒙所持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认为它对当代哲学具有根本意义。福柯把他的“现代性态度”归结为一种“哲学的质疑”,亦即“批判性质询”的品格。虽然他不满于“理性”的专断,对它的压制非理性有着尖锐的批评,但仍肯定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现在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方面的“合理性”形式。     

理性与非理性的博弈:现代投资决策理论的演进

理性与非理性的纷争构成了现代投资决策理论演化的主要脉络。本文从古典经济学对理性的最初描述开始,系统讨论了博弈论框架下的理性特征、理性预期对现代金融理论发展的影响、有限理性修正、凯恩斯批判、噪音交易的存在性以及行为金融学关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解释,最后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经济学本质,对现代金融决策理论发展的脉络进行了全面理论梳理。     

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原始统一

在原始精神和原始思维中 ,非理性先于理性、非逻辑思维先于逻辑思维而产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它们浑沌地统一在一起 ,这其中非理性在人类早期精神和思维的进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成为理性及逻辑思维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原始社会后期及文明社会初期 ,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 ,原始思维中的逻辑思维逐渐产生并从浑沌中分化出来 ,使人类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有了本质的飞跃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的消亡 ,相反它标志着非理性从人的本能意识发展成为一种非逻辑的认识的表现形式 ,即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而使人类的自我意识具有了本能与理性的双重结构 ,同时也说明人的非理性的作用领域和形式发生了变化 ,非理性不再独立地存在 ,它作为理性的补充形式 ,在理性及逻辑思维的基础上发挥着作用 ,这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在更高的层次上获得统一     

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20世纪 2 0年代 ,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传统民主观与现实主义民主观的冲突。前者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现代民主的内在危机 ,后者让我们理解了参与式民主理论的理想色彩。它提醒我们 ,新闻传媒在扮演民主参与角色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对立统一意识 ,既要维护民主的理想 ,又要回应民主政治的严酷现实。一方面 ,新闻传媒要从参与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取思想来源 ,提供更好的信息给理性的公众 ,帮助公众在参与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对公共事务的恰当理解 ;另一方面 ,新闻传媒又要面对李普曼对现代民主的内在危机的批评 ,不仅要警惕个人利益、偏见对新闻传播的扭曲 ,还要防止把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     

人和现代危机

现代社会的危机首先表现为现代文明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为继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导致现代社会的重要成果、价值和方向出现问题。危机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映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和自治基础上的南斯拉夫社会中。在上述各类社会中,危机又表现为经济危机、政治制度危机、法律制度危机和政治思想方向危机。最后一种危机威胁着人权、自由和作为公民和生产者的人的解放领域已取得的基本成果。     

公共危机事件中非理性恐慌的应对与政策决策理性化

非理性恐慌是与正常心理状态恐慌不同的，由非理性因素引起的非正常心理状态，构成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现象和基本场景，是政策决策机制不健全导致非理性因素运用不当的反应，无论对决策者应急决策能力，还是对应急政策决策体制机制，都是严峻挑战和考验。应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待非理性恐慌问题，弘扬人类理性精神，正确发挥理性因素的指导作用，并以此合理规制非理性因素运用，优化常态化的、有利于正确发挥非理性因素正向作用的理性化政策决策长效机制。     

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本质及其主要形态

非理性主义源于对近代理性主义文化的反叛 ,它是西方现代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非理性主义首先将人看做非理性的实体 ,同时强调非理性方法的重要性 ,贬低、限制理性的作用 ;在真理观等问题上也坚持非理性的标准。非理性包括感觉、直觉、本能、情绪、情感、信仰、审美、生存和发展需要等内容。非理性主义几乎在现代文化的主要流派中都有所表现     

公共理性视角下公民文化建构

公民民主文化特点是一种以公共理性为引导,倡导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正义观念的文化,它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指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并保证其真正落实。在建构公民的民主文化中,在公共理性视角下,树立公民意识,明确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并寻求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力和公共舆论的批判精神和监督意识。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多元化和理性

两种传统研究方法在英美的科学研究中,对科学的理性的研究有两种传统方式,一种称为哲学方法研究,另一种称为社会因果方法研究,前者推崇理性,而后者则认为理性无关重要。哲学方法论认为,明确的科学理性是存在的,哲学家们的任务是阐释和发展这种理性,传统实证主义和波佩尔的科学哲学就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典型。社会因果方法论则试图对科学进行纯因果关系的社会研究,认为对科学的解释可以抛开理性或非理性,即可以不从理性入手进行研究。即便是社会因果研究方法能够使人们懂     

论西方文化中理性形式的演化

人类的原始生产劳动是人类理性的源头,而原始文化是人类理性萌芽的深厚土壤,即原始非理性心智向理性演化的契机。文章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中三种理性形式演变的考察,得出了有关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即理性的优越和道德的人格,并不在于不包含非理性,而是在于扬弃和引导非理性,使人的非理性形式日臻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的高尚境界;同时,使人不断反思既存的理性形式的局限,构建出新的理性形式。最后,文章把西方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论放到了以观念为核心、制度为中层、器物为外层的文化系统中加以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构建适应我们时代特征的新理性形式的紧迫性     

第三部门的兴起及价值理性的回归

第三部门的兴起在全球方兴未艾 ,这种社团革命缘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失灵和市场的失灵。第三部门的兴起不是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的复兴 ,而是对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政府及市场的失灵进行纠正 ,也是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就某种程度而言 ,第三部门的兴起缓解了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 ,使价值理性回归成为可能。因此 ,第三部门的研究对转型的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宗白华美学与德国生命哲学

宗白华的生命美学观受 2 0世纪德国生命哲学的深刻影响 ,主要集中在对艺术与生命美学、艺术与技术理性等问题的思考上。在美学观上 ,他将“生命”一词作为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进一步对审美体验、艺术想像等美学当中的核心范畴加以分析。面对科技理性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危机 ,他认为只有艺术地陶冶心性才能解决。宗白华生命美学观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建立在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并对西方生命哲学加以整合而成。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破除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二重曲解

关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存在着二重曲解：其一,把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同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混淆起来,即＂危机＂就意味着＂灭亡＂的理解;其二,把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生存与发展割裂或对立起来的理解,即＂危机＂就意味着发展＂停滞＂的观点。与上述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形而上学的理解相反,经济危机既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存在方式和内在机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发展的环节,还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全社会范围的利益格局重组等生产力发展的特殊实现形式。     

社会性个体的生成：杜威的儿童研究及其社会理论意涵

本文通过集中讨论杜威基于儿童研究而进行的行动力教育,揭示实用主义思想对个体主义的具体理解。在美国镀金时代,孤立个体主义加剧了现代美国人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分裂。杜威此时进行的儿童研究与教育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重新理解现代个体的行动结构和人格形态,以克服孤立个体主义造就的行动难题。利用“刺激—反应”的行动机制,杜威同时结合了自然力量和社会意识,力图在开展行动力教育的过程中塑造一种“社会性个体”。社会性个体一方面保留了源于自然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来自社会的文明传统,以应对现代世界在人心和社会两方面的挑战。本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社会学的早期思想根基并反思当下的生存处境。     

“迷醉”或“清醒”：瓦尔特·本雅明对耶拿浪漫派“批评”概念的研究初探

本文以《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为核心文本,考察了瓦尔特·本雅明的浪漫派研究。在这部早期的作品中,本雅明讨论了耶拿浪漫派的“批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思潮的精神气质不是迷醉而狂热的,而是冷静而清醒的：它不沉迷于主观幻想,而是通过严肃的沉思追求客观真理;它并非偏狭的特殊性,而是关照着人类精神整体的发展脉络。这一讨论为本雅明回应现代性危机奠定了基础,它跨越了艺术理论的范畴,呼应了德国在世纪之交的现实处境,分享着德国社会理论的问题视野。讨论“批评”概念及其冷静清醒的气质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危机以及本雅明早期作品对社会理论所做的贡献。     

现代公民意识与和谐社会建设

公民意识作为现代民主法治中的民众意识,是对传统的臣民意识的超越。它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但沉重的传统承袭时时都在试图摧毁人们心中的公民意识的萌芽。因此,培育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无疑会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和谐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