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轻伤害案件的程序选择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司法机关在办理轻伤害案件时有公诉、自诉两程序可资适用 ,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两种程序的应用极不平衡 ,其突出的特征是公诉率过高而自诉率太低 ,法律适用上的这种状况存在着一系列明显弊端。笔者认为 ,扩大自诉面、减少公诉面应成为今后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的基本刑事政策。     

论及时性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就是“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条规定明确告诉我们,及时性原则是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完成刑事诉讼法任务的保证.因此,及时性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始终。然而在整个刑事讼诉中起着如此…     

论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电子证据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发展而衍生起来的一种新型证据形式,在刑诉法修订前,学界一直对电子证据的定位和定性争论不休,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电子数据"新增为一种证据种类,从而解决了电子证据的证据属性问题,标志着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但电子证据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仍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尤其是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在立法上缺乏明确的规则,导致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构建中国刑事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是刑事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发展的需要。     

公诉权运行的外部监督：论公诉审查程序

公诉审查无外乎"诉讼条件是否齐备"和"公诉的提起是否适当"两项关切,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于1996年之后便无针对后者的实质审查。应否构建实质的公诉审查程序,取决于公诉门槛的高低,二者呈现边际替代率递增的负相关关系。宏观来看,我国公诉门槛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构建实质公诉审查程序的必要性将不断降低;微观来看,重罪案件对公诉门槛的变化具有相当的韧性,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则呼唤审前过滤机制稀释国家刑罚权的溢出。在酌定不起诉制度被充分激活之前,可以考虑构建针对轻罪的实质公诉审查程序充当不必要追诉过滤的权宜之计。     

“刑事程序法”的实施机制——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的生命在于可实施性,否则,刑事诉讼程序就会被搁置和架空.构建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机制,对程序性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追究有关机关的程序性法律责任,是刑事诉讼法得以全面贯彻实施的必然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涉林案件的刑事和解

新刑事诉讼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在立法上得以正名,为司法提供了正当根据。但由于行业的特殊性,涉林案件刑事和解在理论上没有得到重视,实践探索上也极为不足,立法上则被忽视,这将使涉林案件刑事和解在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举步维艰。生态恢复的时代背景要求大力推行涉林案件刑事和解,并根据涉林案件的特点,采取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的做法。     

马克思哲学视阈中自由个性三阶生成论

秉承马克思"显微解剖学"的眼光,构筑"切磋琢磨"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的哲学视阈。考察自由个性之生成须置其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以阐明之。从第一个社会阶段"人的依赖"的逃避个性到第二阶段"物的依赖"的个性符号再到第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从体格之独立到人格之独立再到个性之独立,从感(官)性到理性再到个性,构成自由个性的三阶生成历史。     

司法改良和不彻底主义——基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证据部分的分析(英文)

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证据制度进行了修正,较修改前的内容有进步之处,也存在若干不足。例如,立法中虽然认同反对强迫自证其罪,但却并不认同沉默权,而且保留了行为人的供述义务;对"威胁"、"引诱"和"欺骗"这些非法取供行为发出宽容的信号;对非法搜查、扣押的取证行为缺乏坚决遏制的立法态度;对保证证人出庭作证来说,虽然规定了人身安全保障、经济补偿和司法处分措施,却没有规定这一制度最为重要的传闻证据规则,等等。     

心理测试结论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价值与定位

心理测试是刑事证明领域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定位关系着该技术的命运。心理测试结论的科学依据和现实作用决定了其证据价值,其在证据能力上具有许容性,其证明力应由法官自由心证。侦查线索与法庭证据的有效契合,应当成为心理测试结论在刑事证据体系中的真正归宿。     

比较法视域下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考察——以完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为视角

伴随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全面建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势在必行,特别是随着刑事侦查理论的不断完善,被搜查人的人权保障日益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作为《刑事诉讼法》重要内容之一的"刑事搜查证明标准"部分的规定却极不完善,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被搜查人权利实现之救济机制亦存在诸多缺陷。且这些缺陷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草案中并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当前应借鉴西方国家刑事搜查证明标准的合理内核,从不断完善我国搜查行为的证明标准、被搜查人权利救济途径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等方面着手,重构我国刑事搜查证明标准。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制进程与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我国目前实践中的"刑事辩护难"已人所共知.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漏洞,特别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成为一块事实上的"洼地",如法律缺乏对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受到重重阻碍.其次,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专门保护者--律师在行使辩护权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一直得不到法律的认可,律师的阅卷权无法有效地实现,而与其权利受到很大制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律师在刑事辩护活动中法律责任过重,甚至存在人身安全风险,针对这些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已迫在眉睫.应尽快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消除其与新修改的律师法之间的冲突,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根据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考虑不同时期的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期,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主要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特别是刑讯逼供所取得的口供.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一步发展排除的范围还应当把非法的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纳入排除的范围之内.法院审判部门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都应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执行主体,有权决定非法证据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排除可以分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除和审判阶段的排除.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设立诉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在审判阶段通过设立庭前听证制度来解决排除问题.     

越南反腐,拿下副国级“大老虎”

正政治局委员丁罗升曾是越南政坛耀眼明星,现成为数十年来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也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被送上法庭的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腐败被越南视为"国难",但多年来,越南的反腐成效并不明显——越南在德国"透明国际"组织中的"清廉指数"得分一直较低,属于贪污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2016年越共十二大后,越南加大了反腐力度。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市委书记丁罗升就是在此背景下落马的。     

证据依据与毒品犯罪认定的法理学思考--从个案分析公安机关毒品案件证据提取缺陷

文章就毒品犯罪认定的证据收集、侦察手段进行论述 ,并针对个案分析分安机关侦察过程中工作粗糙造成犯罪分子有罪不能认定 ,法院审判与检察机关公诉之间的工作被动 ,进而提出要制裁犯罪必须依法办案 ,只有将公安侦察活动置于法制轨道 ,才能取得确凿的证据 ,使犯罪行为得到有效判决 ,起到法律的威慑作用。     

新刑事诉讼法之于新闻报道的影响分析

将于2013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的＂正果＂,其影响重大、广泛而深远。比对新、旧刑事诉讼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异同。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是保持了新闻报道刑事案件的大方向,二是更严格地控制了刑事案件的信息传播,三是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进行了专门规定。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运行

国际商事法庭是我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的组成部分,与仲裁机构、调解机构一起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法治保障。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际商事法庭设立浪潮为我国从组织架构、运行机制、法律适用、判决执行等方面设计和运作国际商事法庭提供了经验和借鉴。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现行制度框架内,于审级设置、专家委员会、外国法查明、境外证据材料、取证及质证方式、与调解和仲裁的衔接、信息化平台建设上进行了有限的革新,但在管辖权、法官任免、诉讼程序上仍保持与普通人民法院一致的实践。立足于"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整体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道路是我国国际商事法庭成功运行的方向。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界定

电子数据是信息化时代在证据领域的反映。对于这种新的证据类型定位,一直存在各种争议。由于中国《刑事诉讼法》是通过证据存在形式来划分证据的,因此,电子数据的内涵与外延均应当围绕这一标准进行。同时,在电子数据的认定上,应当区分证据能力认定与证明力认定两个步骤。在证明力认定时,电子数据还应当遵循补强证据规则与最佳证据规则。     

The Application of Pareto＇s 80/20 Rule to Law：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upon Trials Involving a Plea of Guilty

在法律领域，特别是在诉讼等争端解决领域，司法机关可以通过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实现最优司法资源的配置。司法机关简化简单多数，是要在保证法律主体基本权利的前提下，本着简化程序而不简化权利的原则降低司法活动的边际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并促进司法公正。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结果，中国刑事司法领域通过简化简单多数来优化复杂少数的资源配置机制还有较大空间。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认的被告人认罪案件简易程序的实施，需要充分保障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并提高侦查、起诉和审判等环节的司法效率，才能在整体上科学配置刑事司法资源并有效促进司法公正。     

中国律师刑事责任问题:比较与实证的考察

本文通过实证资料、国别比较之结论、学理与法条之分析,阐述了中国刑事辩护律师执业权益被侵犯的状况、其刑事责任法定与实践之不完善,并分析了成因:轻讼师之历史传统、强大的公权国家观念、97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之悖谬(306条)等,最后提出了相关对策.希望通过本文,使政界、学界、实务界、全社会,对中国律师的执业权益状况及其刑事责任制度之改良予以必要的重视.     

中国共产党科技价值观的历史演进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根据各自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变革任务,对科技价值问题展开了深入论述。从"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再到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是"国家强盛之基"和"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些论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在科技价值观领域的历史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