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学批评话语"词气"的演变——与胡建次教授商榷

词气是中国词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批评话语,在批评视野中的词气说的发展轨迹大致有四个时期：萌芽期,由＂气＂引入词学批评而为＂词气＂;升格期,在词学批评著作中涌现出众多的以气评词论人;深化期,晚清著名词学家谢章铤重视＂词气＂,形成较完善的＂词气＂论;升华期,＂词气＂理论范畴进一步完善,最终在王国维的词学境界说中得到升华,以境界统领替代词气。     

谢章铤词学思想新论

晚清学者谢章铤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词量说是谢氏独具开创性并极具批评意义的词学理论,其意义不低于晚清词坛盛行的寄托说、沉郁说、重拙大说.其二,谢氏对张惠言词学阐释观多持批评态度,主要原因是张氏用比附说词的方式容易导致对词作本意的偏离,或为寻求词中寄托而不惜曲解词作.受谭献影响,谢氏提出"以有托之心读之则有托"的阐释观,接近现代阐释学的思路.其三,谢氏有浓厚的地域词学的建构意识,这在晚清无人能出其右.     

唐宋词分派研究述评

唐宋词的分派,是词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宋明时期的唐宋词分派,主要是"婉约"与"豪放"两分。清代与现当代的分派研究,则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诸如"三派说"、"四派说"等,应有尽有。不同时期的唐宋词分派,既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批评与研究风貌,又是当时人们词学思想与审美理念的最佳反映。     

《词品》的词学贡献

明代学者杨慎的《词品》由于引据失实,受到后世学者的批评。然而从词学研究的角度看,《词品》论词,仍不乏精辟的见解,它对词学的发展是有一定贡献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尊情抑理;二、兼容婉约与豪放;三、评论词人词作,时有创获;四、考证辨订,渊该综核     

正变说与晚清词家的词学史观念

词家的正变说由来很早,意义也十分丰富。比较而言,晚清词家在反思前代词家的基础上,在一种融通的视阈中,由正变理论演绎的词统思想,成为他们理解词学演变史的一个独特方式。作为这种词学演变史的生命力理论,即他们的正变标准,在暗合词体自性的前提下,以一种复古求新变的形式,逆归到古典艺术源头精神的探索之中。这不仅成为晚清词学的突出特征,也给当今文学史写作提供了借鉴意义。     

杨慎《词品》述论

在明代词学史上,杨慎是一位举足轻重的词学家.他在《词品》中对词调名的考证、对词作的校勘与辑佚,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词作中生僻意象的求源考释,有助于人们准确地鉴赏词作的意义;其词体起源论、词体风格论以及词体主情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词品》是研究明代词学史以及中国词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的关系如同一枚铜板具有不可分割的两面,其中一面是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是以南宋典雅词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词学中尚雅的审美传统,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面,都不会有"古雅说"的提出.从理论渊源上看,王国维的"古雅说"植根于以康德美学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但王国维建构"古雅说"的目的,是企图对中国古代词学的雅化传统进行颠覆和重估,因此尽管中西两种诗学都参与了"古雅说"的建构,但前者是以"理论",后者是以"材料"的身份介入其中,二者并不是一种平等参与的对话关系.正是由于王国维对西方天才理论的所谓"普遍真理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导致他在跨文化阐释中的失误.     

论周济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周济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说、词史说、南北融合说、浑厚说。前三说是对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词学思想继承基础上的提炼、发展和超越，后一说则是他自己的理论创新。周济建构了常州词派完整的理论体系，是该词派最主要的理论家。     

论明清之际女词人王端淑的词学观

明代词学批评之风特盛,王端淑便是受这种影响而在女性词学批评史上成就斐然的一朵奇葩。她辑《名媛诗纬初编》,其中对"诗余集"所选词作之评点透露出她严谨的词体创作理论和高明的词学批评观:首次将"尊体说"推向了新的高度,比清代男性学者早了几十年;首次提出"诗老词秀"说,成为后世刘熙载等人"词秀说"的先驱;主张"以情铸词"的创作核心观;推崇"清新"与"朴切"的词学风格;又杂以"韵庄"入情"、"灵慧"可思"的创作技巧观,"兼容并蓄"的词家论,和重寄托、倡"黍离"的词作题材论,构成了她的总体词学观。她的词学观可视为李清照《词论》的嗣响,也开了明清女性词坛文学批评之先河,对明清两代词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     

雅正说的支撑结构略论

雅正说作为一种词学理论,它是以宋代雅词创作实践和词坛雅化运动为创作支撑,以儒家诗教理想为文化思想支撑,以宋代美学思潮及审美理想为美学支撑建构起来的,因此,雅正说是一种支撑结构式的词学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具有严密性、完备性。     

中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

我国传统词学视野中的“明词”之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明词总体性否定的判评,二是对明词衰亡的多元分析探讨,三是对词亡于明的消解与纠偏之论。其中,在第二个维面,人们主要从词曲相混、自度曲律、委靡软俗、意格不高等方面对明词之弊予以论说;在第三个维面,况周颐、赵尊岳从较为辩证的角度论说明词不足与值得肯定之处,显示出超越于时代的卓越识见。传统词学对“明词”的批评,从一个独特视点展开与深化了对古典词史演变发展的认识,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情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情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情”作为词作生发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词情表现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对“情”与其他创作因素关系的考察。上述三方面,从主体上展开了词情之论,使古典词情论在多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与深化。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

清代词学批评视野中的词源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词为＂诗余＂之论,二是词为＂倚声＂之论,三是词为＂诗余＂与＂倚声＂相结合之论。在第一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三条线索：一是从总体上阐说词源于诗体,二是分论词源于风骚之体,三是分论词源于唐人近体诗;在第二个维面,其主要包括两条线索：一是侧重从音调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二是侧重从体制渊承上论说词源于乐府之体。上述几个维面,共构出了我国古典词源论的主体空间。     

中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

我国古典词学中诗词体性之辨的承衍主要体现在两条线索中:一是偏于辨分诗词体性之异论的承衍,二是偏于辨说诗词体性之通论的承衍。上述两条线索从不同的维面上展开了诗词体性之论,为后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词作体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辨识。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论清代词学三大主题

清代词学,虽著作林立,词派纷呈,然各家各派词论,异中有同,殊途同归。构成三大理论主题：辨体和尊体、“正变”批评、比兴和寄托。通过辨体和尊体,彰显了词体特征,提升了词体品格;通过“正变”批评,反映了清代词家的词史观,对前代词学的审美评价、审美选择;通过追求比兴和寄托,开拓深厚了词境。三大词学主题,对清词理论与创作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中国古代词体文学批评的发展及其审美特征

词体文学批评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独具民族特色的批评形态。它发端于宋代,承传于元明,繁盛于清代,具有审美性、感悟性、组合性等审美特征,在文学批评史上既有理论批评的价值,也富于文学审美的意义。     

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简论清代论词诗词的价值

清代一些批评家以诗或词的形式表达词学思想或进行词学批评,一些著名的论词诗和论词词成为词论家的代表性的词论文献,成为词学理论的载体,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西词派的厉鹗、常州词派的宋翔凤均有《论词绝句》,晚清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也写有论词诗词,有些表达了对词体特征、词史发展、词坛利弊的看法,有些评议了历代词人、词作风格特点、渊源、影响等问题,颇具理论色彩。这些论词诗词是他们词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变批评在清代文学批评中的展开

清代文学正变批评主要在古典诗学与词学两大维面展开:从诗学正变批评而言,清人主要从对正变的理论阐述,对诗史、诗体正变的多样判析及对传统诗学正变批评的消解三大方面予以了展开;从词学正变批评而言,清人则主要从词体质性及词作风格特征,词作历史发展,具体历史时期的词人词作,词作艺术表现与审美效果,以及对传统词学正变批评的转替和融通等方面予以了展开。清代文学正变批评在整体上体现出比此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平正通变的批评视野,它们为我国古代文学正变批评的最终深化、融通与消解作出了贡献。     

唤醒遗忘的记忆——《所罗门之歌》中美国黑人民族主体性建构

虽然经过第一次解放,美国黑人今天依然面临被美国白人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危险。文章从主体性视角出发,对托妮·莫里森的名著《所罗门之歌》中黑人的民族主体性建构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彼拉多和吉他的引领下,作为第三代黑人代表的奶人记忆中沉睡的民族性被唤醒,毅然重返黑人世界的精神家园。奶人这一民族主体性重建的成功塑造展现了黑人成长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