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南剑三先生

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而得朱熹。宋儒杨时(1051—1135年)、罗从彦(1072—1134年)、李侗(1093—1163年),都是闽之延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延平在宋朝称南剑州,杨、罗、李被称为“南剑三先生”。朱熹(1130—1200年)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学术界议论不一,有的指出朱熹对三先生是不满意的,笔者认为确实如此,但尚须做具体分析;有的断言,二程思想经杨时“道南”,再经罗从彦到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如何看待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下面从几个侧面作点粗浅的探讨。     

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屈原美政思想系论

屈原美政思想系论廖化津关于屈原的美政思想，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国恩先生可为代表。他说：“美政者，即合从以摈秦之政也。”“所谓美政者，非合从抗秦之策乎？”①他认为，美政就是楚国现实政治中的一种正确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然很少，但认识出现了分歧...     

拯救辩证法 还是消解辩证法——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商榷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提出要从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形式中把“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解救出来。一个半世纪后，田海平、马英林二先生在《拯救辩证法：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一文中，重提“拯救辩证法”这一课题，对当代的辩证法研究是一个极大的推动。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不仅有效地拯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辩证法，而且卓有成效地创立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但是，田、马二先生却认为，马克思的工作只是拯救辩证法这一“漫长旅程的开端或开始”，而更重要的任务乃是进一步从形而上学的思想谱系与现实运作中“拯救”辩证法，并且认为，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思想任务”。不难看出，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与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的拯救辩证法，是剔除神秘主义的思辨形式，救出“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救出了辩证法；而田、马二先生的拯救辩证法，则是只保留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而否定辩证法的形而上的本体论意蕴，从而否定一切辩证法共同具有的“基本形式”，其结果是消解了辩证法。     

“邓析开创中国逻辑思想史”质疑

中国逻辑思想史发轫于何时？开创者是谁？学术界对此似有定论。温公颐先生的《先秦逻辑史》第一章《邓析》中明确写到：“我们把邓析作为先秦逻辑思想的开创者”①；汪奠基先生的《中国逻辑思想史》第一编第一章《先秦名辩学派的逻辑思想》也从“邓析与形名”介绍起；周云之等著的《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学》的第一篇即为《邓桥在“两可”之说中所反映的逻辑思想》，可见也把邓析看成是中国第一位逻辑学家。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陈益麟《孔子在中国逻辑史上的地位》一文提出新的观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以孔子为代表。”③…     

略论李侗与朱熹所探讨之《论语》疑案

对于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朱子对其用意的探讨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首先,对于《论语》中所提到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熹虽然不十分同意,但还是迁就其表面意义小心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此李侗提示朱熹应更加深入理解孔子的微言大义。其后,在对“父母唯其疾之忧”、“亦足以发”及“子张学干禄”等含义的探讨中,朱熹更加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想法,经过李侗的点拨,朱熹的思维逐渐开启,从此开始综合各家文化之精髓,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     

人的奥秘在于精神——高清海哲学思想解读

高清海先生毕生致力于哲学思想变革,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人是哲学的奥秘”、“实践是人的奥秘”和“精神是人的奥秘”这三个命题中。高先生晚年通过对实践与精神之间关系的反思,最终以“精神是人的奥秘”否定和扬弃了代表着他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理论核心内容的“实践是人的奥秘”的哲学论断。     

实践范式的困境，精神范式的选择——高清海哲学思想解读

高清海先生毕生致力于哲学思想变革,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人是哲学的奥秘”、“实践是人的奥秘”和“精神是人的奥秘”这三个命题中。高先生晚年通过对实践与精神之间关系的反思,最终以“精神是人的奥秘”否定和扬弃了代表着他所创立的实践哲学理论核心内容的“实践是人的奥秘”的哲学论断。     

论墨家“兼爱、非攻”思想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思想启蒙时期，墨家主张的以“兼爱”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平民、小生产者的利益，以“非攻”为核心的和平发展思想，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基本利益诉求；在当今时代，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对于构建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社会民主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同时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由我国提出的倡导国际间的和平共处、构建“和谐世界”的伟大构想也具有极强的思想指导性。     

《“命”与“分”》：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

李锦全先生的作品《“命”与“分”》通过三部清代小说，揭示了理学“命”“分”思想在当时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了理学“命”“分”思想的实质及其负面作用，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开出了理学研究的新生面，给予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     

关于二程的《易》学思想及其他

《宋史·道学传》从周敦颐开始写起,然而从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来看,理学是始于程颢和程颐为代表的“洛学”。程颢(1032—1085)称明道先生,字伯淳。程颐(1033—1107)称伊川先生,字正叔,河南(今洛阳)人。他们的思想体系和观点基本一致,故以“二程思想”相称。     

北京市哲学会举行学术报告会——冯友兰做关于孔子思想的报告

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哲学会举行学术报告会,我校哲学系馮友兰教授在会上作了关于孔子思想的报告,对关鋒、林聿时同志《論孔子》一文(載《哲学研究》第四期)的主耍論点提出了不同意見。馮先生肯定孔子是奴隶主貴族轉化来的地主阶級的思想代表,也可以說是向地主阶級轉化的奴隶主貴族的思想代表;他的自然观是唯心主义的,政治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从这些总的前提出发,报告着重論述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报告第一部分是“作为一种道德的‘仁’”。馮先生指出,孔子的“仁”的主要內容就是“克己复     

论夏峰北学（待续）

明清之际，作为北方儒生共同体领军人物的孙奇逢，以其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整合理学各派的内圣思想，以及在“舍三纲五常无道术”基础上的“礼理合一”的外王思想。其两者的完美结合，一方面为清学的展开提供了新平台；另一方面也使得在清代北方形成的以孙奇逢为宗师、以会合儒学各派为特征的夏峰北学成为可能且风靡北方。在300多年的流变中，既有以王余佑为代表的侠儒兼收的河北夏峰北学，也有以“中州十先生”为代表热衷于理学的中州夏峰北学；既有如汤斌这样的理学名臣，也有不名一文的下层儒生；既有崇尚心学的张沐、赵御众，也有程朱派的耿介；既有走向考据学的费密，更有走向西学的薛风祚。而到近代，在西方知识体系的冲击下，在以王锡彤、李敏修、嵇文甫为代表的夏峰北学后学的努力下，其创造性的嬗变为现代地域学术之一部分。     

张敷荣教学论思想的话语叙事分析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当代教学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其在实践中形成的教学论思想既蕴含着时代特征又具有个体特质。对其教学论思想进行话语叙事分析，即是对张敷荣先生教学论思想中关于“有什么”“为何有”“如何有”“有何关系”等问题进行回溯性梳理。具体而言，张敷荣先生教学论思想中主要由五个方面的话语构成：“七教问”的教学论构成要素，“有专业精神的教师”和能据时空转换的教育者，“培养学生之创造的智慧”的教育理念，“自动学习中的启发式教学”的教育实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科学体系”的教学理论。进而生成了张敷荣先生教学论思想话语叙事中的四个向度：融贯中西方教育思想的时空延展向度，兼顾人与事的运行机制向度，并置思与行的发生场域向度，统整识与智的行动理想向度等。经由对张敷荣先生教学论思想基本话语和布展向度的分析，探析出其所彰显的多重现实意义，即在具象描绘中呈现我国教学论思想话语叙事图景、在个体表征中描绘我国教学论思想话语叙事群像、在历史梳理中预见我国教学论思想话语叙事未来、在思想叙述中探寻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路径等。     

试论陶行知的教师观——纪念陶行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以“爱满天下”的真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实现了他“捧看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誓言。他逝世后,周恩来同志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不仅是对他一生的崇高评价,也概括了他思想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即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高度。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他是“由卓越的民主     

治史贵在求是 释古贵在博通——评李衡眉先生《先秦史论集》

读李衡眉先生的《先秦史论集》(齐鲁书社1999年10月版),“令人有探骊得珠之感”(李学勤《先秦史论集·序》)。这部论文集是从李衡眉先生100多篇学术论文中选编而成,凡58篇,涉及先秦史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诸多领域。李学勤先生对此书评价道:“这充分表明李衡眉教授于广博中有其宗旨,对先秦史研究有特殊的建树。”(引语同上)。“有特殊的建树”一语是中肯之论。近二三十年来,史学界在两方面取得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一是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史学理论的突破;二是以考古学为代表的各学科研究的长足进步,使方法论更完善了。李衡眉先生的论文集集中…     

专题视点:关注“十力学派”

学派是学术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个人对社会问题或学术问题有了自己的理解，如果思想足够强大，影响足够广泛，便会形成自己的学派。先秦“九流十家”其实都是一个个不同的学派。即使在一个学派中，因具体观点不同，也会形成一些小的学派。中国人做学问历来重视学派，因为人们很早就意识到，创立学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学力高超，智慧过人，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对大部分人来说，治学的一个有效办法，是找到一位自己心仪的先生，拜其为师。拜师后先生会手把手地传授其治学经验，使自己登堂入室。这些经验都是无价之宝，仅靠个人摸索，除非你是难得的天才，很难体悟得到。现在社会中常有人申明自己发现了某某真理，自视甚高，打倒一切，但学界并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师承，很多连学术的大门尚没有找到。近代以来，台湾、香港还能够讲师承，而受种种因素的影响，大陆的师承则几近中断。可喜的是，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近年来大陆师承的现象又有所回归。目前时有耳闻的“侯外庐学派”“冯友兰学派”“金冯学派”“张立文学派”都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热闹的局面中，我们认为，也应该关注由熊十力先生开创，唐君毅、牟宗三一脉发展的“十力学派”。就中国现代哲学史而言，熊十力先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熊十力先生重拾本体，阐明道德践行意义的呈现和道德存有意义的呈现，有极高的学理价值。这些思想经过亲炙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先生的发展弘扬，现已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有着很强的发展潜力，代表着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 30多年前，郭齐勇先生克服重重困难，首先开辟了熊十力思想的研究，其后研究者不断，如景海峰先生、丁为祥先生，以此为题的学位论文更是难以计数。虽然其中也偶见“熊十力学派”“十力学派”的提法，但这方面的意识似乎还比较弱，“十力学派”这个术语还没有叫响，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为此，特组织一组关于熊十力先生思想研究的文章。第一篇以本体问题为主题，指出熊十力先生重拾本体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没有将本体与时空联系起来，又是其明显的不足。第二篇同样讨论心性问题，谈了对于熊十力“致良知”与“格物”关系的理解。第三篇将视角转入政治方面，讨论由康有为到熊十力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文章都是在“十力学派”这一视角下展开的，希望这些文章能够引起学界对于“十力学派”的关注。     

伤时抑或遁世：李侗政治情结之蠡测

为解读李侗复杂的政治情结，对其面临的出仕契机、规避仕途的成因、政治之呐喊进行了剖析。分析认为：李侗出生在官宦、世儒之家，有着良好的政治背景，更曾有良好的道德、学问及修养，但由于政治时局的动荡、罗从彦的影响、志趣治学的坚守最终促使其无意出仕；终身未仕的李侗对政治绝非冷淡，相反，其对政治时局密切关注，主张整顿纲常、明天理、正人心、重视教化，更曾反对议和、主张抗金、强调一统。     

试论老子的“内圣”思想

“内圣外王”思想并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特有,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同样具有这种思想。老子的外王思想暂且不论,本文讨论老子的“内圣”思想。老子的“内圣”思想,首先是一种道德修养之学。这种道德修养之学以重生为基础,以敛欲为核心,而这两者又分别以尊“道”、贵“德”为归宿。     

陶行知实践教育思想的表现与启示

陶行知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实践家，重视社会实践教育是其全部教育思想的精华。深入分析和探讨陶行知先生的实践教育思想，对于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特别是顺利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无疑将具有十分巨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