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看待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排斥还是融合?

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若干问题的产生，根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抛弃视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为“外来人口”的旧观念，通过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建立，为进城务工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条件，积极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保证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确保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我国城市民族关系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牧区到城市务工、经商,使少数民族分布呈现散居化、城市化的新格局。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产生许多新问题,其成因客观上是“两个不适应”,主观上是“五个不到位”。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城市服务和管理功能,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哲学思考

“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石，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河。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犹如茫茫大海的灯塔指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进而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理论在指引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理论和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农村包围城市”的建设道路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但是，我们今天在享受“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具体分析“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内涵，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思想，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和把握，以更好地指导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浅谈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正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待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随之增加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是未成年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当中大部分父母进城务工,而由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亲戚代为看管。虽然父母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为留守儿童接受教育提供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和“城市病”及其治理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且相互影响。农业小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民相对贫困和部分群体绝对贫困;“空心村”的普遍存在是现阶段“农村病”的主要表现。以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承载力薄弱、“城中村”环境和治安问题等为表征的“城市病”集中爆发,并向二、三线城镇蔓延。农业转移人口的非农化与市民化相脱离;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以及东中西各区域之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与方式有悖于健康城镇化要求等等,这是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的主要原因。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化解城乡间与城市内部的双重二元矛盾;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方式,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是治理“农村病”与“城市病”的基本思路。     

女性主义影响农村青年妇女家庭观之路径分析

农村青年妇女过渡型家庭观主要表现为婚恋选择半自由化,家庭分工去唯一化,家庭角色“边际化”。社会现代化转型语境下,女性主义通过社会政策、基本教育、大众传媒、外出务工、城市生活等路径作用于集年龄、性别和地域三个维度于一身的农村青年妇女群体,使其形成了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型家庭观。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哲学意蕴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一条先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再以 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意 蕴：一切从实际出发,矛盾的观点,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     

农村籍大学生的城市适应研究——一项来自江苏北部农村籍大学生的调查

农村籍大学生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是没有城市生活历史的“准城市人”，面对新的生活环境，他们必须调整和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生活。本文通过他们对大学课程的学习和角色的认知，城市生活方式模仿，自我意识和城市归属感的培养，良好的行为模式和健康的价值理念的形成五个方面的描述来分析他们是如何从“准城市人”向“城里人”转变的。     

房奴自白：按揭就是先按住再揭皮

单位建房,众人关注。长沙城区,几乎没有立锥之地,只得向郊区进军。以前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城市包围农村”。我的单位包围了望城的一块地方,准备大兴土木。     

消逝的农业与并未消逝的村庄

中国的农村因为城市的发展正在迅速改变,根据对北方农村YGZ村的一些记忆和调查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消逝的是农业生产活动,并非村庄本身.观察表明,YGZ村依然保持着小农经营模式,只是其粮食生产已经淡出了主营生产活动范畴,与农业产品转变和土地调整、城市建设以及粮食价格调整等有密切关联.务工经济已经在村民的尝试中形成主体发展形式,走出农村,在“城市”的机械式的部门生产中投入汗水、赚取财富;但与空心村不同,该村村民并未放弃土地,干中学、干中试,不断探寻着自己的生存道路.而时至当下,YGZ村村民或将又需要面临一个新的选择.该村庄的未来在哪里？仍需要研究不断地追问;遵循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从典型事件分析出发依然是后续研究展开的有效手段.     

韩国农村看不出城乡差别

不见“炊烟”和“厕所革命” 韩国自古以来就有“农业天下之大本”一说。记者来韩国时间不短，一直想到农村去看看。韩国朋友告诉记者，要采访农村，最好不要到城市郊区，因为城郊的农村已同城市连成一片，城乡一体，根本分不清哪是农村，哪是城市。于是，记者驱车从首都汉城出发，奔向韩国粮食主产区忠清南道的牙山市仙掌面镇竹山里二里村。     

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基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

依据河南省调查数据,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辨识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类型,剖析农村转移人口外出务工的空间演化特征、空间进入特征及空间流动特征的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的时空路径可划分为成熟型、趋稳型、摇摆型、动荡型和断续型五种类型;省外成为外出务工首选地,省内就业集中在省会城市与家乡城市;外出务工初始年份与初始年龄的分布基本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律与生命周期特征;外出务工工种渐趋稳定且日益多元化;外出务工初始途径决策的个体自发性明显大于集体引导性;外出务工多属家庭成员个体行为,且存在较强的"乡土情结"。总体而言,部分农村人口逐渐形成有序转移意识,但仍属于以"稳定"为标志的自发性"一次有序转移"的初级阶段,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应加强政策引导,加快向以"匹配"为标志的导向性"二次有序转移"的高级阶段演进。     

对新居民党员要“高看一眼”

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土能人”“土专家”、经纪人和小集镇上精明强干的“好把式”,为争取美好生活而远离家乡,进城镇务工、经商、办三产、搞服务业,其中一些党员成了新居民。     

农村包围城市: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之路

只要对“包围”这一文本能突破日常的层面而注入普遍的意蕴,能突破既存的画面而着上时代的色彩,能除却历史的密码而替换现实的方程,那么“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这一神秘、神奇而又神圣的国土上,就不但是当年的革命之路和今天的建设之路,也是成就任何大业的必由之路。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归纳为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无疑是最重要的主体。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且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把子女、配偶和老人留在了农村,形成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大多正处于劳动力年龄的黄金阶段,她们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这意味着她们在很多地区的农村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及其他领域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在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区的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对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解释

传统理论从工资收入差异角度阐释了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但对我国特殊的“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劳动力转移现实背景的抽象描述,认为决定劳动力能否实现从农村到城市的永久性转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转移能力——城市生活能力。我国“两栖”劳动力转移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户籍制度约束,而是不变制度工资、家庭决策和非人力财富匮乏导致劳动力缺乏城市生活能力。“两栖”劳动力转移的长远意义在于为下一代的永久性转移积累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财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的市民化,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改革农村教育制度,使之向务实有效方向发展。     

我的麦子熟了

14岁的高占喜,青海农家子弟,因为一次电视活动的策划,他和城市的一个富家少年互换了7天人生,节日打出的议题是“七天之后,高占喜还愿意回到农村吗？”     

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现状分析与对策

近年来,城市建设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务工,父母与子女长期分离,留守儿童由此而生。缺少父母关爱的儿童在学习和心理健康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困境。本文结合实际,客观、真实地分析了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及特点,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探讨通过以家庭为切入点、学校为主导、教师积极参与、地方政府政策扶持等多样化的合作,形成“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教师—村委会（社区）—家庭”一体化平台,以有效促进少数民族集居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减轻留守困境对“留守儿童”造成心灵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

中国由来已久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要提高中国城市发展水平，必须从根本原因着手，放弃在资金稀缺的条件下进行资本密集产业上的赶超，根据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才能扩大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在当通货紧缩势头尚未减缓的形势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十分必要。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真正启动市场，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是中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     

重庆农村留守儿童深圳团圆之夜

重庆是西部主要劳务输出地区之一,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数量达到了235万人,占重庆市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43％,其中双亲都长期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有134万人,占重庆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37％。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将“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解除外出务工群众的后顾之忧”确定为十件民生大事之一;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组织力量开展了“4＋1”留守儿童培养模式试验,“4”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格品质教育,心理情感教育、行为养成教育;“1”就是抓好身体健康和安全教育。《光明日报》用一个整版介绍重庆“4＋1”留守儿童培养模式,并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