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式新解”——来自“新教育学”的启示

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长期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取得一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在“新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启发下，思想政治教育有望取得“范式新解”,从本体论维度看，思想政治教育核心概念重构、实践视角切换以及多元学科融合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与学科视域的转变；从认识论维度看，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矛盾运动与外部环境变迁，全面审视范式困境，有助于强化与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底蕴与生成逻辑；从方法论维度看，转变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方式，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缺陷，以此为突破口精准治理系统缺陷，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优化。借鉴新教育学研究范式是思想政治教育谋求创新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从诠释学看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

本文从诠释学的视角对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简称“逻辑学范式”)进行了描述,揭示 了中国的过度诠释传统与逻辑学范式的联系,评述了逻辑学范式的创立者和支持者从梁启超、胡适到现代 派包括数理逻辑学家对墨辩的过度诠释,并分析了沈有鼎后期对逻辑学范式所进行的反思。     

论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学性质

原意、文本原义和读者所悟之义是诠释学的三大要素,同时诠释学要立足于诠释的对象、主题,来探寻理解活动的本质.政治思想史要理解和叙述的是一切关于“政治之事”的思考,即对阿伦特所谓的“言说与行动”的思考,这一主题刻画使政治思想史的诠释具有了专门性质.首先考察阿伦特站在现象学诠释学的立场上,对政治思想的史学叙事的认识;然后论述波考克受语言分析哲学影响,将政治思想史定义为“政治论说史”,并引入库恩的范式框架,带来了从语言分析到历史重构的过渡.     

尊经抑子，经子兼综——王船山的经子关系思想探论

广义的经子关系论,在经学定于一尊后就一直存在,但作为一个比较鲜明的学术问题,则在明末到清代才凸显出来。在明清“经正子邪”“经子一源”“经子一体”等经子关系多元架构之中,王船山以其“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强烈使命感,站在尊经抑子的经学基础主义立场上遍注群经,成为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继朱熹之后达到的又一个高峰。王船山虽然认为经学与老庄、浮屠、申韩等异端曲学之间“壁立万仞,一毫也不假借”,但却对“见瑕复道”的子学研究投入了极大精力,予以批判吸收,表现出经子兼综的博大气象。王船山“斟酌群心,徐喻至理”的经子诠释理论,开启了近世子学作为经学附庸而终成“大国”的先河,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由古典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重塑民族知识谱系与精神结构的内在历史要求。     

从船山的问题意识来研究船山学

参照和套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诠释船山思想是以往船山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当然有其合理性和不可磨灭的价值.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学术范式和终极目标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或问题意识来审视、解读王船山以及其他中国先哲,不仅会产生隔靴搔痒的遗憾,更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而沿着中国先哲自身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船山,则可能会有新的体悟.这是本人近读陈来先生新作<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一书所获得的启示.作者用"接着"宋明理学的问题意识来解读船山,在这一独特的问题意识所形成的诠释眼光中,船山思想中原先被忽视的面相在新的意义层面得以彰显了出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的三大范式及其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先后形成了三种范式：革命范式、“新启蒙-纯文学”范式、“现代性反思”范式。每一种研究范式的生成,都内在于时代政治之中,都有其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在一段时间内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种范式及其背后不同的政治文化逻辑,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研究的内在张力与矛盾。今天的乡土文学研究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拓展研究视域,整合经验,补齐不同研究范式的短板,真正实现对“启蒙/救亡”“文学/政治”等二元解释架构的超越,重建乡土文学与历史肌理之间的关联。     

新时期船山文学研究之得失及其展望

1978年以来的这一时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说。王船山文学研究的成果是前所未有的。“得”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研究范围之广前所未有,研究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研究方法之丰富多样前所未有。其“失”也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王船山文学典籍的整理停步不前．王船山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研究浅尝辄止,王船山文学研究选题重复雷同。船山文学研究未来方向为：加大船山文学典籍工作力度,揭开船山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关系之奥秘,努力寻求船山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原貌。     

张载哲学诠释范式的历史反思

对张载宇宙论和心性论之理论内涵及其关系的理解,在宋明理学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各种不同倾向,而解读者本身在“前见”上的差异正是造成张载思想理解中分歧的根源。本文分析并评价了从传统到现代学术背景下张载哲学诠释的基本范式,提出只有以思想的终极关怀、终极问题为基源,并遵循思想体系自身的逻辑理路,才能合理解决张载思想诠释中的歧见而作出恰当的解读。     

书讯

正《几与时——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学范式的反思与转化》获2015年上海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8月出版。本书由陈焱所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卫平教授作序。本书指出,王船山通过对"几""时"这两个中国哲学史上古老概念及其内涵的挖掘与诠释,反思了道学传统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思想使命,并力图排除佛老思想在道学中的影响,构建了一套全新的道学思想范式。     

“仁”与“礼”：对《大学》文本的诠释立场与解释方法

对《大学》的诠释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是诠释者在思想倾向上的差异。他们对《大学》文本的解读或强调“仁”的精神,或强调“礼”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有差异的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儒者对诠释立场和解释方法的选择,又与他们面向当下历史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从“仁”与“礼”的角度来理解《大学》诠释上的分歧,对于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探讨《大学》的现代诠释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浅谈王船山的天人观及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天人关系是指天道与人道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王船山天人观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作些粗浅探讨．一、王船山在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中,强调“理通而功用自殊”,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王船山在阐述“天道”与“人道”相互关系方面,批判了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天命论”思想,对天与人都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讲的“天”是标明物质规律性及其客观性的“天”。他说：“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日天．呵《读四书大全说》卷九）所谓“势”,即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王船山说：“…     

薑斋词论略--为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作

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王船山自题墓铭。王船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又是经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评述这个人物的政治思想及其在学术上各方面的成就,我认为可用他自题墓铭的“弧忠”“正学”四个字来作为纲领。     

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耦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现代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已从“装置意义”上的技术运用,演进至以技术工具、技术思维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技术治理范式的嵌入。技术治理的开放性、隐匿性和高效性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激活数字化语境下的隐性育人潜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亦面临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的梗阻。究其原因,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教育权威在实践中弱化;技术逻辑超越育人逻辑,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被遮蔽;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耦合应以“关系澄明”为前提、以“解蔽主体”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关键,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最大效能。     

清末民初船山学论述评

<正> 本文所讲的“清末民初”,指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前后,至本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氏《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出版这一段时间。所谓“王船山论”,则指这个时期内一些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王船山的思想言论的利用和评论。这种利用,一般都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些评论,不仅在当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来乃至当前的船山研究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为了推动船山学的     

得鱼在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都需要方法的指引,需要遵循正确而适当的方法,拥有一套系统而高度自觉的方法论理念乃是一个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是训名释义,二是思想诠释,三是比较异同,四是知人论世。要而言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需要正确地训名释义,恰当地在字里行间进行阅读和理解,完整地并符合其思想本义地诠释思想家及其文本的思想,乃至在比较中诠释,在诠释中比较,并最终通过知人论世的方式和途径获得对古今中外政治思想史的贯通性的宏观认识与深度理解。     

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经历了多重逻辑过渡,并实现了范式转换:威廉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再诠释颠覆了生产范式的理论前提,并为斯图亚特.霍尔回到葛兰西的“接合”理论提供了分析基础;霍尔在强调主动文化过程的同时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解模式,为伯明翰学派转向微观政治学文化研究维度作好了理论准备;费斯克则在伯明翰学派理论的逻辑基础上以微观政治范式遮蔽了文化研究的生产范式,因而在总体上逃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基本语境。     

论闻一多的庄子诠释

闻一多的庄子诠释，除了他对庄子文章字义的一般校正、释说之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庄子人生态度的诠释，认为他的“避己”式的逃避主义，本质上是那个时代士人的悲哀，是没有出路的无奈之举；二是对庄子之学与神仙之说相通的诠释，认为庄子确信有“神”的存在，从而体现出庄子的宗教崇拜和理想的寄托以及对凡俗的超越；三是对庄子文学的诠释，认为庄子是一个“情种”，情感的浓烈使他的哲学与文学相融莫辨，并开拓了文学的境界。所有这些表现了闻一多庄子诠释的特色和他思想的新锐。     

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

“隔”是中国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通常是指文艺创作中写情状物不真切、不明晰。而在审美接受中也同样存在着“隔”,这种“隔”通常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仅仅停留于字面,对文艺作品进行了一种历史的、日常的、实证的解释;另一种是不满足对作品的文学、美学诠释,而执意追求文学的深度诠释,从而造成“过度诠释”。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有着一定的理论基础,得到了中国古典美学从理论和批评方法上的支持。但是,中国古典审美接受中的“隔”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抗。     

《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出版发行

<正>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李国钧撰写的《王船山教育思想初探》,(以下简称《初探》),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近年来,研究王船山教育思想的论文,已发表了一些,而全面地系统地进行研究的专著,《初探》则为第一本。《初探》共分六部分:(一)生平和教育活动;(二)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三)培育理想人格的“成性”说:(四)教学思想;(五)论“浆童”教育;(六)王船山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王船山在后半生近四十年屏     

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