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川端康成"中间小说"女性意识解读

二战后日本的女权运动渐次展开,传统上的女性概念日趋受到人们的挑战,这些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川端康成的创作,尤其是在其<舞姬>、 <山音>、 <东京人>等"中间小说"中创造出了一个个鲜活无比、个性独具的现代女性,从多个层面反映出女性群体蕴蓄的女性意识和现代父权文化的衰落,从中也透视出这种女性意识和川端个人经历与日本群体体验的内在联系.这对于先前的川端研究者形成的共识--川端是一位男权意识非常强烈的作家--而言,无疑是另一层面的解读.     

论群体性事件中的情感差序格局与集群倾向

某些群体性事件以极其极端的形式释放出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将情感作为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角度,借鉴差序格局的概念,通过情感差序格局区分出中心群体、边界群体和外围群体三个集群阶段,对群体性事件的情感演变和群体分类做一个初步的探索,从而为社会稳定建设研究提供借鉴。     

真实的王朝形象与分裂的悲剧力量——《大明王朝》的意识形态表达

将<大明王朝>置于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视域中加以解读.作为中国历史题材电视剧阶段性的产物,<大明王朝>透射出新的气象.通过一个圆型的帝王形象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治独裁而非法治正义的、帝王利益高于人民利益的、派系争斗建构政治格局的真实的王朝形象.而在这种真实中,有着基于"真理分裂"的悲剧力量,这种沉潜的悲剧力量使得我们沉默下来去理解政治、理解历史、理解现实并理解自己.反思与沉默是精英文化的素质,于是这样的叙事动机和叙事期待让<大明王朝>在意识形态的表达上,摆脱了寄生主导意识形态的苦恼而倾向精英意识形态的表达.这是社会文化思潮变化的产物,也是精英群体借助大众传媒和大众艺术发出的声音.所有这些将<大明王朝>推上了历史剧的新高峰.同时,这种创作实践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以后此类电视剧的精神脉络,给电视剧带来勇气和知性,摆脱思想上的贫瘠虚假和寄生懦弱.     

论《洛丽塔》的双重结构及其表现内涵

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畸形的恋爱在社会评价体系之下的悲剧,但是作者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地讲故事,在故事的背后是作者对人性的拷问.这种拷问恰恰是通过小说的双重叙事结构表现出来.表层结构中,纳博科夫在讲一个关于正常社会评价体系下的道德故事,但是透过小说的深层结构纳博科夫在探讨着人本质的灵魂充满了欲望,又被无情的现实和超我之力量所压迫,在二者不断妥协和调和的过程中,痛苦的、现实的自己得以最终展现.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时序"矛盾"与作者创作思想——《红楼梦》中时序"矛盾"考辨之一

<红楼梦>中时序"矛盾"产生的原因,与作者的创作思想有关.作者不写朝代年纪、地舆邦国,是为了表明他所写的故事、所展现的悲剧,不是发生在某朝、某代的,而是整个封建社会都普遍存在的悲剧;也不是仅仅发生在某一地的、某一个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当时全社会的悲剧.这不仅扩大了时空观念,使书中所要表现的人和事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性,深化了主题,同时也加大了表现力度,而且创造了意境,增强了小说的模糊美,从而产生了意外的审美效果.     

社会资本能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吗?——测量中的问题与"关系"研究架构

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多种方式.无论是个体社会资本,还是社区社会资本,现有的测量都较少考虑到中国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即没有关注到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性背景、国家-社会关系、殖民化倾向、差序格局、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等,测量的意义因而不明.因此,在解释社区治理绩效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制度和"关系".     

萧红的国际化与国际视野中的萧红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勤于变换写作手法的先锋性实验派作家,她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常有出人意料之笔.萧红从由鲁迅作序、胡风写读后,发表<生死场>以来,她的结构一直是有争议的.20世纪30年代就有"结构不坚实"的微词,而她却逆势创作了短篇小说<手>、<家族以外的人>、<小城三月>,结构完美地无可挑剔.40年代,茅盾掩饰不住对<呼兰河传>的溢美之情,称其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新时期,杨义则进一步将她的小说定位为"诗之小说",称其为中国"30年代的文学洛神".     

欲望的"非理性"之旅--从王国维到新感觉派小说

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到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欲望叙述在现代中国演变的某种轨迹.在救亡图存的大语境下,对"人"的非理性问题的关注,对欲望的人本主义式的言说,虽然不可能加入当时的主流话语,但它们打开了文学以及思想文化的另一片天地.     

从"豫让"形象和司马迁的悲剧人生看《史记》的悲剧美

<史记>以其悲剧篇目之多,悲剧人物之众,悲剧类型之复杂,形成了全书浓郁的悲剧氛围.在<刺客列传>中,通篇以报知遇之恩为叙事的主线,成功地刻画了一大批知死勿让,杀身成仁的刺客形象.其中豫让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悲剧色彩又最为浓重.作品是灵魂的回声,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就是作家人格的物化形式,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特色.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经历,对<史记>悲剧美的形成同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悲剧美是<史记>中最为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史记>文学性的精髓所在.     

盛世君王的"成功"颂歌——从所颂对象考论《诗经》三《颂》的主旨

<诗经>三<颂>的主旨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今"而非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并以之告神.<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作于殷商后期,亦以颂时王之成功以告神为主旨.<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从所颂对象的性质是神灵还是时王这方面考查,<诗经>三<颂>的主旨是相同的.这一结论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它揭示了<颂>诗的本相,揭示了<颂>诗的创作特征和规律,澄清了前人关于<颂>诗的误解,亦有助于确定争论已久的部分诗篇的作时.     

创办人、编辑人还是撰稿人——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再探

<现代评论>在出版期间与胡适产生了一定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有"创办人"、"编辑人"、"主要撰稿人"等说法,有人也曾探究过这种关系,但并未能真正的厘清.从胡适的著述、<现代评论>的创办过程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等方面综合考察可以发现,胡适并不是<现代评论>的创办人和编辑人.他为该刊撰写的文章数量少且在该刊上所占分量较轻,就此而言,胡适仅是该刊的撰稿人而不是"主要撰稿人".深入地研究胡适与<现代评论>的关系不仅可以澄清历史事实,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胡适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     

"田祖""田畯"考

"田祖"与"田畯"多次出现在<诗经>和<周礼>中,古今学者多认为田祖是先啬、神农,田畯是后稷.然而,根据周代祭礼的种类和祭祀的严格等级制度,田祖应是<山海经>中的叔均.从"畯"的字形来看,甲骨文和古金文从允,允象人著高冠之形,而人带着高帽子应与官职有关.由此推知,"田畯"最初是人名,是一个种田能手,后被选为田官.再结合周代礼乐制度中有关祭祀时让尸高兴,尸出入时演奏的音乐和职官可担任尸的情况,可知,在祭祀田祖叔均时,作为田官的田畯临时充当为田祖的尸.     

《在贵州道上》"归乡"叙事模式的现代性审视

蹇先艾<在贵州道上>这篇被论者甚少开掘的"乡土小说"的游子"归乡"叙事模式,以觉醒的现代知识者归乡途中的"移步换景"构成叙事视点的转移,以游子直接或隐含的"外部世界"目光反观贫图、蛮荒的陋俗边地现实及山民们蒙昧的精神状态.用没有文饰的川黔方言形象而真实地反映了现代之初贵州乡村社会的痼疾病象:吸食鸦片、典卖发妻、军阅战乱、乡民蒙昧.在现代性视界内,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初叶贵州病象之源:边地之陋、人性之疾、文化之殇,聚焦了故土精神层面的贫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陋习影响的人性异化乃至丧失的悲剧,彰显了推动社会发展与改造国民灵魂这个现代性变革的重要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可视为一部形象化的当时贵州社会文化世象图.     

"长班" 释义献疑

"长班"一词,当世几部颇具影响的辞书,如<小说词语汇释>、<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近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源>、<聊斋志异辞典>等都予以收录,所释亦皆大致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服务范围、法律地位以及工作职能等三个方面.从明清时期的大量实际用例可以看出,"长班"一词的释义至少应该包含如下四个方面:存在时期--明清时期.服务范围--官府以及个人.法律地位--隶属贱民阶层,但拥有支配自己人身自由的权利.工作职能--雇佣等.从而得出如下解释:长班,亦称长随,泛指明清时期贱民阶层中为官府或个人服务并且存在雇佣关系的人员.     

试论"荀学"对"秦文化"的影响

作为秦地文化的"秦文化"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秦地也是战国晚期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作为战国晚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无疑与此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对<荀子>一书思想与韩非、李斯等人以及与<吕氏春秋>、<尉缭子>、<商君书>等书的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确认以荀子为代表的"荀学"的确是先秦战国时期的集大成的思想学术流派.     

从才子佳人小说到《红楼梦》"情理冲突"之调和与深化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表达了自主的婚姻观念,但是很多作品也表达了维护"名教"的思想,因此才子佳人有风流大胆的一面,也常常处于"情理冲突"之中.才子佳人小说没有真正解决才子佳人的"情理冲突",而是通过种种方式遮蔽了这一矛盾.而<红楼梦>中的"情理冲突"无法调和,并最终演化为人物命运的悲剧.曹雪芹以人物的命运悲剧更为深刻地阐释了"情理冲突"的实质,表现出了自由爱情和婚姻与社会礼教规范不可调和的矛盾.     

《红楼梦》与"五四"新方学观建构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想艺术传统的全面总结,也蕴含着民族文化自我更新的先导因素,因此能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多方位地参与了"五四"新文学核心精神与关键理念的建构,显示出对各种言说的巨大的构成功能.围绕<红楼梦>的指涉所带来的文学命题和语言形式.是现代中国文学意义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资源.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