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责的理论探讨

网络问责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舆论平台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在处理社会事件中的失范行为的舆论矫正和责任追究活动。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化、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政府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重视是网络问责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网络问责手段和方式十分丰富,具有匿名性和便捷性、开放性和平等性、异体性和实效性、交互性和集聚性等基本特征。网络问责程序一般包括议题生成、议题扩展、观点交互、舆论聚焦、舆论跟踪转化与事件处理、舆论回顾与评价、舆论平息与转移等七个步骤。     

数字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暴力化及其规制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智能时代的科技产物,能高效推动社会发展和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但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有“善”也有“恶”,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的暴力化呈现是人类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从人的暴力意向和人工智能自身的性质出发,我们发现,人工智能原生性暴力化问题主要呈现为“数据暴力”和“算法暴力”,而由人工智能广泛运用导致的次生性暴力化问题则呈现为“价值暴力”。顺应数字智能时代浪潮,察明新式暴力的形式与性质,对人工智能的开发端、应用端及监管端进行理性的法律规范和必要的道德约束,是规制或消弭人工智能暴力化的应有之义。     

公民网络问责：行动逻辑与要素分析

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公民通过网络参与政治、问责政府及其官员逐渐成为常态。公民网络问责一般要历经网络曝光、广泛参与、汇聚信息、真相揭示、形成压力、产生结果等阶段。成功的公民网络问责应当具备网络问责主体积极参与、网络问责环境良好、问责信息及时公开、问责事由确凿等基本要素,但网络问责必须以传统的体制内问责作为最终保障。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

政府的公信力程度是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程度,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包括地方政府的自身能力及属性和地方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近年来,网络问责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其在推动体制内问责,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对政府和行政人员两个方面的影响来看,网络问责也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当前的网络问责境遇中,地方政府需要从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完善网络问责回应机制、优化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和完善网络问责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入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从而达到有效地建设自身公信力的目的.     

集结式校园网络教学的双重性及其矫正

本文分析了集结式校园网络教学的含义、特征以及开展集结式校园网络教学的意义和存在的缺陷,并针对其缺陷提出了相应的矫正措施。     

试论网络舆论与地方政府问责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从网上浏览信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成为信息时代下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网络舆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并日益受到来自社会、政府的普遍重视。本文通过研究网络舆论和地方政府问责的特点及发展现状、趋势,提出了将网络舆论作为地方政府问贲的手段和形式的路径选择。     

公民问责：机制缺失及其治理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     

中国公民网络问责的现实基础追寻

公民网络问责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民主化的推进、问责制度的实施是公民网络问责的政治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与手机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深化,为公民网络问责奠定了经济基础;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公民网络问责的社会基础。未来中国,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网络化的推进,公民网络问责必将随之深化和发展。     

青少年网络犯罪及心理矫正

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其好奇心重,精力充沛,模仿能力强,但情绪调控能力差,意志力薄弱,社会经验少,较易引发行为疑惑和情绪困扰,而高居网络犯罪之首。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既与青少年个体因素有关,亦与青少年所处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有涉,需要在心理健康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并辅以心理咨询与治疗,以此有效的减少青少年网络犯罪。     

网络人格的异常心理及矫正

网络人格是网络介入城市生活后 ,网络圈内的人所特有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格类型。在日益紧张分裂的城市生活背景下 ,一些潜在的心理问题在网络文化个性的诱导下产生了变异 ,使得一些人格结构产生了内在的不协调 ,形成新的心理障碍。这为未来城市文化的发展及城市的繁荣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为了认识和理解网络人格 ,防止变异的产生 ,本文就网络人格的概念 ,网络人格的变异产生的背景 ,特征和矫正等问题进行探讨     

农民工NGO行为倾向的网络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12家农民工NGO网站的调查进行分析,认为农民工NGO承担着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升农民工文化素养、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子女教育服务以及为政府决策建言献策的功能;体现了赋予农民工平等社会待遇、促进农民工职业和家庭发展以及创新农民工NGO建设与管理等的行为价值取向;呈现出服务内容层次化、差异化和专业化的行为特征以及逐步介入危机处理的行为趋势.在当前城镇化趋势和"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NGO应探索"行业化"与"社交化"相结合的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和服务群体,并推进第三方评估,建立农民工NGO效益评估和风险评估方法体系.     

司法问责基本范畴的理论界定

司法问责是维护司法权威,修复因冤假错案而被贬损的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司法问责制度的合理构建离不开相应的理论支撑,因此,建立健全司法问责制度,有必要构架起司法问责的基本理论体系。完备的司法问责理论体系是由问责目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措施、问责救济等基本范畴构成的,对这些基本范畴的正确诠释有助于司法问责制度的合理设计。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网络问责视阈下政府公信力伦理体系构建研究

在网络问责时代下,政府公信力面临着何种困境以及如何构建新时代的政府公信力伦理体系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内容。首先,从网络时代的大背景出发论述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必要性;其次,从政府行政伦理意识、政府行政生态系统以及社会伦理秩序三方面剖析了政府公信力伦理机制构建的影响因素;最后,从传统维度、新兴维度和创新维度三个方面提出构建网络问责时代的政府公信力伦理体系。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倾向关系的研究

本研究使用应对方式量表和清华大学白羽等修订的中文网络成瘾量表对天津市部分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测试,探讨大学生应对方式与网络成瘾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网络成瘾倾向的大学生在应对方式上存在差异,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与网络成瘾倾向呈高度负相关;自责、幻想、退避与网络成瘾倾向呈高度正相关。自责、解决问题、求助、幻想对网络成瘾倾向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问责权法治化:一种问责制度研究的新范式

问责制度可以借由新旧两种理论范式创建。旧范式"问责行为法治化"理论上有缺陷,实践中有危害,应当被淘汰。新范式"问责权法治化"是对旧范式的超越。其核心逻辑在于:任何权力都应该受到法治化制约,问责权亦不例外;只有问责权实现法治化,才能派生出法治化的问责行为,才能走出"问责风暴"。而问责权法治化的实现,从根本上依靠"问责权网状循环问责系统"的建立。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论我国问责法律制度的渐进模式与发展趋势

源于社会转型期危机事件频发的紧迫性,我国各地区的问责法律制度立法实践不断推进,问责法律制度发展的整体趋势遵循着渐进性模式,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但其渐进发展中有两个主要的阻滞,一是公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方面的问题;二是立法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为完善问责法律制度的顶层设计,必须确定我国问责法律制度发展路径的选择,"政府+社会"的混合问责模式是一种可行的方案,这不但解决了政府内部的责任追究问题,更响应了社会公众的政治民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