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蛇”探源

用《说文》释＂巴＂,无论将其释为＂虫＂还是释为＂它＂,指的都是一种毒蛇。根据《山海经》、《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考证,笔者认为＂巴＂的本义指＂五步蛇＂。这种蛇起初被巴氏务相及其先祖奉为氏族图腾,后来随着巴人迁徙,与其他民族交流融合,＂巴＂逐渐演变为地名、族称和国名。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日本”国号东亚登场时间考——对中国实物资料及中日文献的比较

国内发现的记载有日本国号的最早实物资料为《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早于记载日本国号的《井真成墓志》二十一年。《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所载日本遣唐使赴唐朝贡之事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可相互印证。日本国号诞生于八世纪初,而非七世纪六七十年代。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元朝一人”许衡家世生辰与籍贯墓葬研究综述

两宋时期,许衡先祖自山西移民河内,谱系有家谱、墓志碑文为依据,所记子弟族人详略得当,传承有序、明晰。至于他的籍贯则主要存在着河内、新郑和焦作李封三种观点,通过细致梳理,焦作李封是最为准确清晰的表述。许衡的生辰和出生地点,相关记载也各有不同,流行的"金泰和九年"说法并不准确,经考证推算,应为"金泰和八年戊辰九月丙寅日",从而纠正了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认识。关于许衡墓葬的一些相关文字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个别错讹,结合新近问世的墓志文献可以予以订正。纪念许衡的建筑数量众多,但经历漫长岁月之后,多有不可考,在方志、史书的佐证下我们则可以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朝鲜史料视阈下的明代西南石砫土司

中国史料对石砫女土司秦良玉生卒年的记载不一,经过比对朝鲜文献可知秦良玉生于万历十二年,卒于顺治五年,享寿65岁;大约明代开始马氏土司就开始构建先祖汉人身份,以掩盖自身的＂蛮夷＂身份标签。但在构建马氏土司先世世系之时没有注意到时序合理性问题,致使出现较大漏洞,入清以后,土司后人调整了石砫土司先祖的世系排列,从而使之＂合理化＂;石砫土兵参与援辽征调,抵达通州的准确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五月,从四川行军至通州的时间约为5个月;在石砫土兵之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苗兵。     

北宋和镇墓志考释

墓志记载北宋中期地方官吏和镇一生所历人物、事件 ,多见于文献记载。其起家、仕途、世系和交往的政治家及遭遇的西京水患等 ,可证补史籍     

鱼行赟墓志与唐初经营西域史事考

鱼行赟墓志见于西安坊间,收藏地不明。志文言鱼氏为唐初武将,后在于阗战殁,武则天时期迁葬回西安。鱼氏墓志载其姓氏出自冯翊,还记载了其父祖在隋、初唐时期的仕宦。虽然志文载鱼氏出自华夏,然根据以往研究,鱼氏很可能出自西域。鱼行赟以三卫入仕,后长期在折冲府任职,唐高宗时期卒于唐朝经营于阗的战争。鱼氏墓志的出土,提供了鱼氏姓氏来源的新材料,同时也增加了一条唐初经营于阗的史料,弥足珍贵。     

功臣的生前与身后——新见《武周李君羡墓志》考证

洛阳新出土的《武周李君羡墓志》以其家人的视角记载了这位唐初猛将的家世、仕宦以及武周时期平反安葬的情况。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更全面地勾画其历史形象。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还能够深入透视李君羡之死的隐情。而墓志并无李君羡与武周政权关联的记载，以此可以厘清李君羡之死与武则天执政谶言之间的谜团。参照墓志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视角，不难发现李君羡之死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但由于武周对唐国史的改造，导致其历史形象被重塑。这也拨开了受权力裹挟的传世文本的迷雾，给我们揭示了隐藏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背后的真相。     

“兰亭论辨”与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综述

东晋、南朝上承曹魏、西晋,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而出土墓志无疑是考见彼时书法艺术的一种真实可靠的实物资料。通过择要分析和介绍＂兰亭论辨＂以来六朝墓志书法研究的颇有影响的成果,明辨六朝墓志书法是如何逐步受到学界重视,相关研究的开展又是如何被引发而逐步走向深入的。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脂批“深得《金瓶》壶奥”条辨析

脂批中“深得《金瓶》壹奥”条，甲戌本作“写个个皆知”和庚辰本作“写个个皆到”的差异，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在不同的认知和思考下形成的：“写个个皆知”是脂砚斋对曹雪芹删去的“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的响应；而“写个个皆到”则是畸笏叟主导《红楼梦》批点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喜好，对原有脂批作出的调整和修改。脂批所认为的“《金瓶》壹奥”是指“全无安逸之笔”而言，是对世情小说的叙事手法细腻性特点的体察。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北魏《张孃墓志》考证

《张孃墓志》本世纪初出土于河南洛阳。墓志称张氏为"南阳人",当就郡望而言,其实则为南豫州宣城郡人。张氏出自仕宦之家,后被乱兵掠至北方而没入"杂户"阶层,具体属于"伎作户"。张氏后被舍为"河阴右部民",所谓"河阴右部"并非地理泛指,而是与北魏首都地区"六部尉"之设有关。     

《红楼梦》中贾母的母神原型探析

从原型批评角度看,《红楼梦》中有深层的母体回归意识,贾母可视为主母神原型,母神有守护与救世之能,她于俗世时间消隐(肉体衰败)关乎“家族”及其“屋宇”的荣盛状态.贾母见证俗世时间的流转并贯串百年家族的兴颓,既是开枝散叶的主干起点,亦成了完美的乌罗伯洛斯圆.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北朝墓志之撰人及其相关问题

北朝墓志在墓志文体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北朝墓志的作者身份可以分为“公”、“私”两个方面;因为作者身份的差异给北朝墓志的写作带来多元化的创作格局;北朝墓志中作者的署名方式代表了特定的目的和意义。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城四家子古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城四家子古城出土的金代文字刻砖,印证了城四家子古城为金代新泰州,即辽代长春州。同时也印证了金朝时实行的"入粮鬻官"制度以及关于城四家子古城属性的不同见解和辽代长春州的建置背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