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协调: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

协调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的冲突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调和既可以从理性人的视角切入,又可以从合理人的角度进行。前者通过理性人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修正、辩护和调整所达成的共享正义观来实现;后者凭借合理人进行谈判所达成的利益平衡来完成。这两种调和方式相互补充。     

密尔功利主义容纳个人权利的方法探析

功利主义因以功利最大化为道德评判的标准,被指责可能会为了追求功利的最大化而导致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密尔通过把人类关键性利益设定为个人的基础权利、把功利原则设定为价值论原则两种方法,使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个人权利,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该如何设定权利的说明,也为我们分析特定情形中的权利的权限范围提供了基础。但是,密尔的方法仍然面临着"幸福"概念无法达成共识所导致的难题。     

个人概念的变革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施蒂纳利己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把施蒂纳哲学作为黑格尔之后德国哲学的标本来批判,这对于马克思实现哲学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作为施蒂纳哲学"出发点和返回点"的现实的、有形体的个人,实为"理想的"、利己主义的人.马克思理解的现实的个人是从事现实的感性物质劳动的人,是同自然和他人处于现实联系中的人,是受到现实的异己的经验条件制约的人.马克思从这样的个人出发,创立了唯物史观这门历史的科学,成为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施蒂纳构想的利己主义者的联合体把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功功关系,马克思通过考察功利论演化的历史,说明在不同的国家、在资产阶级发展的不同时期,功利论的表现方式和社会作用不尽相同.施蒂纳抽掉了功利论中的经济关系和公益内容,是"冲淡了的功利论",是小资产者的幻想.     

道家文化与"人的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文学变革运动,这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必然以"人"作为视域核心.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语境,"人的文学"观的强调,理性与情感的调和,都与道家文化一脉相承.     

论边沁功利原则之下的权利理论

功利主义是边沁的核心思想,在这种功利原则前提下形成什么样的权利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理论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权利源自法律,而非相反;权利是可以按功利原则进行理性衡量并确定的.这是边沁权利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经济道德观视阈中的“囚徒困境”博弈论批判

近年来,经济研究领域热衷于"囚徒困境"博弈理论研究.实际上,把"囚徒困境"博弈理论应用于当今经济活动领域,尽管有一定的价值和应用空间,但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极具功利色彩的、信息极不对称的、非合作性的、处于"生人圈"背景中的经济竞争理论.因此,如果将其夸大为经济活动领域的普适性逻辑,用其来代表当今经济竞争和博弈行为的典型案例,不仅有违特殊不能代替一般的基本哲学逻辑,恐怕也极易陷入道德功利主义的陷阱之中.只有以集体理性代替功利计算的个人理性,坚持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在合作基础上展开理性竞争才是走出"囚徒困境"的可能路径.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个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时代精神——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个人”再到“公民社会人”

马克思对"抽象的人"的批判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现实的个人"从孕育到诞生、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现实的个人"是在现实的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获得具体规定的。可以从自然性与社会性、感性与理性、利益和需要、生活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等四个统一中把握"现实的个人"的基本特质。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现实的个人"具有抽象性。"人民"是"现实的个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伸,在现实生活中有抽象化的倾向。"公民社会人"是"现实的个人"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复归"和具体表现形态,是时代精神的彰显。重塑"公民社会人"和构建公民社会是时代的要求。     

经济正义与道德正义——论儒家道德政治经济学中的“均、和、安”

为了达成持续并正当地获取个人利益的目标,我们需致力于将源于内心中利己主义的私利原则同公义原则相调和。亚当·斯密所展望的这种调和可以通过让道德参与开放的市场竞争与革新创造而实现,而孔子所倡导的调和是通过运用一些转换手段使得个人将私利向着公义转变。笔者所要论述的正是后者如何可能,即通过孔子《论语》中的仁道原则所提倡的社会的"均、和、安"而实现这种调和。最后,笔者从儒家仁道原则的两大方面——克己与达人出发,总结提出了九项公义(均)原理。     

论边沁功利原则之下的权利理论

功利主义是边沁的核心思想,在这种功利原则前提下形成什么样的权利理论,对于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理论研究很有启发意义。权利源自法律,而非相反;权利是可以按功利原则进行理性衡量并确定的。这是边沁权利理论的基本内容与特点。     

"人本"承诺的现代性之思

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就没有社会的和谐文明或和谐文明的程度就不高.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应以人为目的,崇尚理性、倡导实事、公平拥有生产和生活资料、平衡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唯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才能返归于人,社会才能不断实现和谐,走向文明.     

"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科学推动力关系初探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摆脱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片面的生产关系及自身理论认识的局限所造成的种种羁绊与束缚,最终达到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依赖于作为人类实践成果综合体现的自然科学的巨大推动作用,因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生产力的水平,可以变革生产关系的构成,而且可以促进主体理性思维的不断完善,从而在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两个基本层面上推动人的发展,实现着"人的全面发展".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当代中国道德价值操作标准论纲

当代中国道德体系中的操作标准,应是规则功利主义与社会公平原则。其立论根据可以从道德本质伦、道德功能论、道德结构论三个角度来考察。上述原则对于政府的现实要求是:1.在引导人们进行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尽快制订新的行为规范体系;2.规则一旦形成,政府应率先遵守。对个人的现实要求是:1.服从社会规则,2.发展需要层次。在功利原则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时,应当:1.考察冲突是否真正不可调和;2.冲突确实存在,只能采取功利优先的立场;3.在社会政策方面,对因这种冲突作出个人牺牲的社会成员,应予以补偿。     

质疑"后代人权利"的代际契约说基础——兼论"后代人权利"的实质

后代人权利论者从西方传统社会契约理论出发,提出了以代际链式相互性、代际正义、以亲子关系为模型的代际契约关系为中心的代际契约理论,作为支撑后代人权利的理论基础.但代际相互性不具有共时性,因此,代际契约无法达成和实现.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中找不到关于"后代人权利"的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只是当代人内部的关系,把亲子关系作为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契约关系的一个模型来理解是不合适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后代人权利论的实质是强调人们普遍承担环境保护义务.     

寻找劳动法上的"人"——以社会法为视角

以社会法原理为视角,以劳动法上的"人"为主线,描述劳动者的变迁从抽象人格走向具体人格;从原子化的个人走向团体的人;从雇员到股东;从劳动力所有者到资本所有者;从市民到公民;从"单面人"到健全的"社会人".以此来诠释劳动法律制度的变迁.旨在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     

试论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学说

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重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本文试就此问题的内在逻辑作初步探讨。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结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康德的法哲学建立在他的伦理学的基础上。权利（这里指法律权利,即法权。下同）体现和保障先验理性（以道德自由为核心）。它最终来自先验理性所颁布的“法律”,是为了在先验原则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协调起来。这就是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     

论中国经济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社会理性人”的塑造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对自身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处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在21世纪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的人文本质是以人为本,这就要求既要重视经济增长,又要不忽视人的生产和环境的生产,达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高新技术和高度文明基础上的,它的支撑力与传统发展模式简单地依靠自然资源和动力的支撑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由传统的"经济理性人"向现代的"社会理性人"的转变势在必行,具体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即改变陈旧观念,弘扬可持续发展的人文精神;确立人文目标,在具体的行为上塑造"社会理性人";加强法律保障,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如果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社会理性人"的塑造也必将成功,而且一个文明生产、文明经营、文明生活、文明消费、文明娱乐、文明活动的人文社会也必将会确立起来.     

超越对立:五四时期"新旧调和论"社会反应的整体透视

超越对立思维,考察新旧调和论更广泛的社会反应,可以发现辩论中存在着对调和的必然性、合理性,对自然调和与人为调和认识的复杂纠结,并非简单地"否定"了之;双方在思想态度上有一个主流闪光点,即希望在处理新旧问题时,采取批判的、理性的态度,而非感性的,排斥一切的态度;而且,许多人对"新"与"旧"涵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不是依据同一个概念进行辩论,从而加剧了矛盾的冲突.     

"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 --《荀子》论道德之源

荀子的理论,是建立在其"人论"基础上的."人论"唤醒并关注个人与整个族类之间的互生游戏一方面,道德皆为养每一个个人的欲望而生,只不过是养欲之具;另一方面,道德又领受了人之物种的类的规定性,因而能够超越个人的欲望本身.这样,荀子看到了"感而自然"与夫"感而不能然"之间的必然的循环,并将对此循环的实现,仅仅交由了"成人"的过程.它至少表明义务与权利共生,道德与功利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