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

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不仅记述了其家族世系、婚姻状况、历任职官等情况,还详细记载了崇、彝、辟、偁及勖五人墓葬的准确位置,为研究姚崇家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同时为考古工作者寻找一代名相姚崇及其子孙墓葬提供了重要线索。     

关于姚合的籍贯问题——兼与吴企明先生商榷

中唐晚期的重要诗人之一姚合,据两《唐书》记载,他是河南陕州(今三门峡市)人。他的传在两《唐书》中都附在《姚崇传》后,说他是姚崇的玄孙。姚崇史书定为河南陕州人、姚合为其后代,当然也应系籍于陕州。吴企明先生在他的《〈全唐诗·姚合传〉订补》中说他实是吴兴人。不只郡望属吴兴,籍贯也当属吴兴。这样,姚合的籍贯也就成了问题。     

张九龄“不协时宰”、“拂衣告归”考

对张九龄在开元初因“不协时宰”而“拂衣告归”事进行了考索。认为其“不协时宰”中的“时宰”，非指姚崇，而可能是卢怀慎。其告归的时间当在开元四年初秋，而其返京时间则当在开元六年春。     

论张说碑志的新变

在张说现存碑志中,官修碑志为奉敕为三品以上的重臣或皇亲国戚而作,《姚崇碑》为其最为特别之作。该碑在类型化的颂美之外,采用异常简写碑主族出、世系与乡邑,不写亡妻,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暗讽姚崇的孝心等方式表达“微言大义”,使其碑志由注重实用性向偏重文学性转变。私修碑志则是应朋友、亲戚、同僚之请而作,《贞节君碣》为其早年的代表作。该碑运用小说笔法、选择典型细节等方式,使模式化的碑志逐步成为生动形象的人物传记。这些变化体现了张说“实行”“素心”的创作理念,展现出文学性、个性化的特点。     

“有脚阳春”宋璟

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河北省南县)人。他是唐代中叶与房玄龄、姚崇等齐名的唐代贤相,世人称他为“时之英杰”之一武则天称帝时,非常宠爱权臣张易之、张宗昌。此二人,恃势横行,陷害忠良,无恶不作。张易之想除掉耿直敢言的御史大夫魏元忠,说他想背     

论高力士在盛唐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力士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宦官 ,是坚定的皇权维护者 ,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时代弄潮儿 ,对于开元、天宝盛世的形成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因而受到玄宗以及姚崇、张说等同时代人的敬重。可是 ,由于他是宦官 ,因而死后受到历代史家们的非议。今天 ,我们应该站在历史辩证法的客观立场 ,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一生的功过是非 ,还其本来面目     

论姚崇的社会改革与开元之治

论姚崇的社会改革与开元之治郝宏桂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开元年间（公元７１３—７４１年），唐朝的社会经济和国势都发展到了极盛阶段。据记载，当时的社会局面乃是“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     

学术的作用

1927年2月,正在美国学习的梁思成给父亲梁启超写信,就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分别是建筑史学与考古人类学）对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进行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躁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会减色多少呢？”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

唐玄宗在青壮年时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姚崇、宋NFDF8两位贤相是最大的功臣。梅花宰相宋NFDF8为相期间,宽刑减征,修好邻邦,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唐玄宗宠幸人类中的牡丹花——杨贵妃后,一方面杨贵妃“惑主”,使唐玄宗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另一方面杨贵妃引荐了杨国忠这个牡丹大玩家,由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变衰。与此同时,植物界的牡丹花使王公贵族玩物丧志也是盛唐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姚崇理政与“开元之治”

姚崇(公元650—721年)字元之,本名元崇,因避开元尊号改名为崇,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年少时“尚气节,长乃好学。”因有才华,应下笔成章制举,授官濮州司仓。累迁夏官(兵部)侍郎,后相武后和睿宗,开元初又相唐玄宗。史称“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尤其在开元初年,他力主进行社会改革,一革唐中宗以来的许多弊政,“首佐玄宗起中兴业”。开创了开元之治的新局面,从而使唐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张鷟史事考辨

张鷟景云初任职为岐王属非岐王参军；证圣中张鷟任监察御史的途径非制举,乃吏部考选；张鷟仕途两次受贬.第一次在武周时任监察御史,因无士行被姚崇所恶遭贬.第二次在开元初因出使岭南受遗,事发,诏赐死,后经援奏,改为流岭南.两《唐书》、《桂林风土记》所记张鷟受贬的史料皆不确.张鸷卒官于龚州长史,非司门员外郎,今本《朝野佥载》所记率更令非张文成.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论民事证明中的推定

民事纠纷的顺利解决必须基于正确的事实认定,这就需要当事人运用证据对事实主张加以证明。然而,对争议事实加以证明有时是不必要的,有时则是难以获得的。民事推定的存在和适用大大缓解了这一难题,在民事证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写作将对民事证明中的推定加以界定,阐明推定适用的条件,并着重分析推定在民事证明中的作用。     

论中晚唐宦官专权之官制与内争

<正> 唐代宦官专权始于玄宗时期。此后,随着宦官专权,宦官内争也相应激化,而且愈演愈烈,形成中晚唐中枢政治之一大特色。究其原因,除一些个人因素而外,与宦官官制有很大关系。宦官官制如何激化宦官内争,迄今尚无专文探讨,本文对此略陈管见。一、宦官官制之确立自德、宪两朝枢密使和神策中尉相继出现后,宦官专权之官制便基本确立下来。 1、枢密使之出现初唐以中书省之舍人、侍郎以至宰相等掌管国家机要,如颜师古、岑文本、苏瑰、苏廷页、卢怀慎、姚崇等人均以其职参与中枢政务,决策国家大事。中唐以后随着宦官     

作文当如临帖

临帖为书法之不二法门已不容置疑,临帖是对古代经典书法作品认真加以学习、揣摩,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从而找到自己的艺术特色并加以丰富和完善。作文亦然。     

民事诉讼中恶意抗辩行为的法律分析

民事诉讼中恶意抗辩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对明知是真实的证据加以否定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不但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影响了法律追求的公平、公正和效率。应从行为的主体上、主观上和发生的时间上对此加以界定;然后通过合理分担证明责任,根据现有法律加以制裁等方式来规制这种行为。     

三世纪的诸葛亮热--陈寿《三国志》成书前几位政论家对诸葛亮的评论

梳理整合魏、晋间散见的史料,对史料可信性加以考订,对历史人物疑年加以探解,对裴松之持疑的史料(如郭冲<条五事>)加以辨证,对袁准甄录的蜀亡史料之历史价值加以重新确认,对蜀国速亡在其盟国吴国引起的震动加以审视.三世纪崇拜诸葛亮之史料得以完整保存,与建统一大功的晋武帝司马炎是分不开的.     

由粗疏走向完善——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制度

自认制度是民事证据法上的一项基本制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对之均加以详尽规定。辩论主义、处分权主义是确立自认制度的理论基础和制度环境。在推行司法改革特别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我国在参照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对现有的过于简单的自认规则加以完善。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

近几年来有关中国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估计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存在高估的问题。其理由是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异没有在估计时加以考虑;有人认为存在低估的问题,其理由是城镇居民的一部分隐性补贴没有加以计算。本文将在充分考虑城乡之间的生活费用的差异和各类隐性补贴后,对当前城乡之间以及全国收入差距加以重新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