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的考古学研究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涿鹿,就是位于桑干河流域的河北涿鹿,即“涿鹿之战”发生之地。根据徐旭生的考证,蚩尤“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接界处的一个氏族”,结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析,认为包括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在内的仰韶文化,它们可能都是同一个氏族——炎帝神农氏的遗迹,而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当为蚩尤遗迹。根据苏秉琦的认识,红山文化有可能是黄帝轩辕氏的遗迹。考古资料显示,桑干河流域的若干古文化遗址,存在有红山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这表明了在桑干河流域一带,出现过红山文化取代仰韶文化的事实,推测即与黄帝战胜炎帝的传说历史相关。     

黄帝族源东夷说

特定的文化是特定地区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标识。黄河下游的“东土”是父系氏族时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作为这一时期五帝之首的黄帝 ,应是“东土”(东夷聚居地 )的文化代表 ,亦即黄帝族源于东夷。这同黄帝与少典、黄帝与附宝、黄帝与玄鸟、黄帝与穷桑、黄帝与涿鹿、黄帝与泰山的关系 ,以及山东地区大量出土文物所提供的丰富资料是相吻合的。     

黄帝·炎帝·炎黄子孙

轩辕黄帝是我中华民族始祖,有关黄帝大战蚩尤的神话和传说,自古以来,广为流传。相传约在四千年前,我国北、东部地区有许多部落,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落最为强盛。黄帝部落的发祥地在陕北一带,后东渡黄河,越过中条山和太行山,最后在河北涿鹿定居下来。炎帝部落发祥于渭水上游一带,后也沿黄河南岸向东迁至山东一带。     

伏羲神农炎帝考

伏羲是个哲学概念，伏羲、宓羲、包羲、太昊、东皇太一等等都是指《易》学中的“太极”，后人称这种哲学的创立者为伏羲氏。伏羲氏其实就是烈山氏，亦即神农氏，是第一代神农。《易经·系辞》所讲的“伏羲氏没，神农氏作”中的“神农氏”是指第二代神农，亦即烈山氏之子柱，被祀为稷，是我国的第一位后稷。少典是末代神农妃，生黄帝轩辕和炎帝蚩尤。伏羲出生在陕西宝鸡，葬于湖北江陵，第二代神农出生在湖北随县，葬于湖南酃县     

黄帝史迹涿鹿、阪泉、釜山考

本文作者通过对历代史籍的详细考证和实地考察后确认，《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曾与炎帝、尤分别战于阪泉之野、涿鹿之野，胜利后又与诸部合符于釜山，这些古迹均在今河北省涿鹿县境内。涿鹿古城和阪泉水在其矾山乡，釜山则是其保岱乡窑子头村北面的一山。     

炎帝是沿江河拓展农耕的汉族先民首领

炎帝和黄帝都是传说时代汉族先民公认的首领，也是汉族人民共同尊奉的至高始祖，汉族先民还把自己的文明和许多发明创造都追溯到炎帝和黄帝身上，因此，汉族便世代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一些历史传说，正好反映和折射出汉族先民起源上的多元性，以及他们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各自的不同特点。古代华夏之所以视炎帝和黄帝之间的关系似同胞兄弟，可能是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先民，已知晓游牧文化对于农耕文化，以及从游牧者或半游牧者转入农耕生产，对古代华夏农业经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我说京西古道

军旅古道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工修路从一开始就打上了军事的烙印.汉代司马迁《史记》开篇即讲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炎黄与蚩尤涿鹿之战,经"釜山合符"("合符"是中国流传久远的一项合盟信物制度,在文字发明之前常用于重大的政治、行政、庆典、军事等活动)又披山通道征服四方,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统一,开启了五千年中华文明.     

伏羲炎黄生平事略考

通过对历史典籍、文献的梳理及其所载历点的推算，同时结合出土文物考察（即“三证合一”法），对中华人文始祖太暤伏羲、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的故里、生卒年代及其主要生平事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订和论述，再论太暤伏羲距今七八千年，炎帝神农和黄帝轩辕距今六七千年，并提出了伏羲孕于西洞庭之滨、诞于洪江高庙，炎帝诞于会同连山，黄帝诞于岳阳君山（寿丘），他们一生的活动和创业均在荆楚黔中等新观点和新认识。     

论“以社以方”

黄帝炎帝为中华民族之始祖,但以黄帝为大宗,炎帝一系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文化史上之地位为黄帝一系所掩,以《尚书》论,《周书》以《周诰》为主,属于黄帝系统,因为周姬出自轩辕(天元黾),但在《周诰》前有《洪范》后有《吕刑》,未为人所注意,其实以上两篇属于炎帝体系。《洪范》为“申”职司天之书,而《吕刑》为“吕职”司地之书。“以社以方”之社即“圜丘”祭天,“方”即“方坛”祭地,亦即“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即“申”(神)、“黎”即“吕”(旅)。本文所论述炎帝一系史实,而多引原文,加以己见,以明究竟。     

从南北民族迁徒与文化交流论炎帝遗迹

距今七八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古有熊氏的裔支西迁入个甘肃天水、有娇氏族的裔支迁入渭水南的近秦岭地区。仰韶文化时期，“二族”通婚派生出炎帝民族，居于今宝鸡市南姜城堡一带。其支族共工南徙中原、烈山氏往南迁，经汉水至今湖北随州。龙山文化时期，“二族”又派生出黄帝氏族，居于天水，后东徙，居于姬水，再经正宁入居桥山。黄帝与炎帝八世孙榆罔东徙，后经战争，黄帝由个河北涿鹿南入新郑，榆罔率残部退入随州，再过湖南酃县。该地炎帝陵修建较早，为榆罔陵；宝鸣炎帝陵修建较晚，系炎帝陵；随州炎帝遗迹为烈山氏柱族遗珠黄帝陵在桥山，新郑为其迁都地，郑州炎黄大庙象征炎黄融合。黄河、长江流域的炎黄遗迹和传说正是后世天下共尊始祖的标志。     

"黄帝"及黄帝族名称探源

“帝”起初是指对氏族群体蕃衍作出贡献的父祖辈领袖人物。“黄帝”名号及黄帝族的名称最初可能来源于：远古时代居住于黄土高原部族的崇谷崇地情结;东方部族对该部族人的蔑称;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称谓;而不可能来自于铜的使用。     

道教信仰视野中的黄帝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也是道教推崇之得道的神仙。道教历来崇信黄帝,道教的黄帝信仰体现在神仙传纪、斋醮法术、五方五帝观念、丹道医学的神学内涵中,这充分显示道教塑模华夏祖先神的智慧和想象力。中国远古时代的黄帝被推崇为道家之宗、三洞神仙之第一,旨在显示道教法脉的源远流长。     

“黄帝”考源

文章认为,“黄帝”即“皇帝”,也就是上帝,原为上古三代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东夷诸部族共同尊奉的至上神兼宗祖神。是虞、夏、商、周时期能追溯到的最远的祖先,也是神话中地位最高的人物。“黄帝”乃是一尊号,其名在卜辞中曰“爱”(王国维释“爱”,不正确)、曰“靠”,后来典籍中或音变为“喾(倍)”;或形讹为“夋”,音变为《山海经》中的“帝俊”,其他文献则又音变为“帝舜”。故《山海经》中所言的“黄帝”就是帝俊;其他文献中的“黄帝”则为帝喾或帝舜。黄帝名轩辕或为轩辕氏之说,乃战国时代天文学家之首倡,后被史家接受并写入史书,黄帝与轩辕本无直接关系。黄帝的姓、氏均出于黄帝系中不同部族的传说,故种种各异,固不可以为历史真实。黄帝传说本起源东方．而后随民族之迁徙而散播于四方。     

大地湾文化与黄帝时代——从考古实物与史料看古成纪地区在我国远古史上的地位

大地湾遗址对探索伏羲、炎帝、黄帝之间的历史联系有着重要参考、印证作用。生活在黄帝时代的众多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迁徙、交往、融合中,共同创造了以轩辕黄帝为象征的当时最高形态的文化——炎黄文化。炎黄文化和黄帝时代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华夏人在亚洲东部地区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奠定了基础。甘肃清水县应是第一代轩辕黄帝的初居地     

华夏性文化的奠基者──黄帝

本文阐述了黄帝是华夏性文化的集合型创造者;解释了《史记》不载黄帝与性文化关系的原因;黄帝提出的性学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探索的反映。"'黄帝御女成仙"是王莽及其方士篡汉时编造的神话。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研究黄帝文化,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研究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黄帝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内涵等进行研究,认为黄帝文化指的是黄帝族创造的并经后世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相生相伴,双向互动。中华民族经常处于多核凝聚的状态,以黄帝文化为基础、包容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而黄帝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滥觞于黄帝时代,发端于黄帝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黄帝精神,符合时代需要,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复兴中华优秀文化;欲复兴中华优秀文化,必先传承黄帝文化、弘扬黄帝精神。     

钱穆黄帝观的宗教意识

在钱穆的黄帝观中具有宗教意识.这表现在《黄帝》一书所论述的四个典型的事例上.它们是符咒与文字的关系、音乐的神人感通作用、舜的遭遇和武王伐纣之前的占卜.钱穆对宗教意识的把握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宏伟的意识与微观的本领相结合.二是从神学的角度看问题.三是坚持以中国的物事为认识之本位.四是具有比较研究的广阔视野.钱穆以世界文明史为视角,在世界宗教的总体态势中为其黄帝观之宗教意识建构了一个合理的坐标系.     

冀西北地区与人文始祖黄帝

文明起源时期,冀西北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宜畜牧、狩猎和农业耕作,这为黄帝族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这里现存着大量有关黄帝的考古遗迹和传说,诸多文献也记载了黄帝在这里与炎帝、蚩尤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后来,兴盛强大的黄帝族从冀西北逐渐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受封于蓟,立唐称国,在晋为狄,凤鸣歧山,最终黄帝成为我们炎黄子孙的人文始祖。     

黄老治国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黄老治国思想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论中的宝贵财富。其清静无为、以法而治、文武并行思想对西汉前期的统治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当代公共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