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研究的新成果——《嬗变中的婚姻——魏晋南北朝婚姻形态研究》序

我和洛阳工学院薛瑞泽博士相识,已有不少年了。薛瑞泽博士出身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名家高敏先生门下,在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长期工作,参加了《洛阳市志》、《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等书的编纂,成绩显著。转到洛阳工学院后,1997年出任该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专心于历史文化研究。他自研究生时期就注意探索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史,十余年间,陆续发表了《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试论三国婚姻的政治性》、《魏晋南北朝婚龄考》、《试论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法规》、《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试论魏晋南北朝再婚问题》、《北朝婚姻简…     

评《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郑欣教授是一位功力深厚、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三十年如一日,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里不断探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89年8月,他的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以下简称《探索》)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这本34万字的著作,选辑了作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18篇,其中11篇是关于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论述,4篇是关于三国人物的论述,3篇是关于农民起义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出版

反映郑欣教授三十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术成就的《魏晋南北朝史探索》一书最近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32万字,由18篇文章组成,主要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门阀政治,兼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农民起义等问题。对具有转折性的重要问题,如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魏晋之际土地赋税制度的     

试论周一良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

周一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贯中西，尤以治魏晋南北朝史最闻名，其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贡献体现在三本著作上：《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其中他对典章制度、民族关系、史学特点、文化发展、历史人物的研究以及在史料的汇集、整理、校订、注释方面的造诣等都有开拓创建之功；此外其在治学过程中所形成的研究方法也都给人以启迪。     

三国婚姻重视门第说商兑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的历史时期.该时期的两晋南北朝时,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统治阶层——士族.士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严格士庶之分,在婚姻上最讲门第,所以前人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婚姻时,几乎有一个相同的看法,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视门阀的社会,婚姻最重视门第.日本人山川丽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在婚姻方面又最重视门阀等级.”瞿宣颖也强调“魏晋之际社会重视门第,故论婚姻必求高门,否则不为人所齿数也.”今人孙晓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婚娶重门第是婚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李晖在《古代婚恋杂谈》一书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发展,但并未进行理论概括,此外还有许多同类观点,不再—一罗列.如果说两晋南北朝社会上重视门阀等级内婚,我则完全同意.但上述看法似乎又告诉我们,三国时期在婚姻上也极重视门阀等级内婚,对于这一点,我则不敢苟同.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我认为,三国时期的婚姻并非极重视门第,门阀等级内婚仅仅处于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婚姻极重视门第的提     

无比翔实、可靠、生动的诸葛亮传——评《武侯春秋》

《武侯春秋》的作者说 :要“写出一部真实可靠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新的诸葛亮传记。”(见该书“引言”)笔者认为 ,作者的这一目的已经出色地实现了。该书 65万字 ,共分 12章 ,用史学研究和历史叙述的方法 ,把诸葛亮及其周围的众生像和三国时期的历史环境描绘得十分生动 ,妙趣横生。该书的两位作者 ,一位年长硕学 ,一位年富力强 ,都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专家。朱大谓先生曾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是当代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梁满仓先生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魏晋南北朝疑问代词"谁"和"孰"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文体中,使用“谁”、“孰”两字的情况较为普遍。作者通过对《三国志》、《六度集经》……《百喻经》等九部文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着重从分布和用法两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疑问代词“谁”和“孰”作了比较,揭示了二者的发展和变化以及特定语言环境下的含义。     

钩沉索隐 披沙觅金——评高敏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钩沉索隐披沙觅金——评高敏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石桥（郑州４５００５２）翘楚斋主人高敏教授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下册），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读完这部沤血力作，自觉受益匪浅。原本混沌一片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豁然开朗，萦绕心头多年的诸...     

给《芦荻访谈录》献疑

1975年5月与9月,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给时已病重且患眼疾的毛主席读书。在去年发表的《芦荻访谈录》中,芦荻叙说了毛主席谈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他要自己写一部魏晋南北朝史”等等。《新华文摘》以《毛泽东谈魏晋南北朝》改题摘登。本文对芦荻回忆不敢置信,寄语芦荻,献疑五点。     

域外植物的输入与中古社会

大量域外植物入华是汉武帝时代丝路开通后的结果,外来的植物引种在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推广。域外传入的植物用途主要有观赏、食用和用作香料、医药等方面,域外植物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丰富了饮食文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中国中古社会的农业生产、饮食文化、医学医药、民间信仰和文学艺术产生了积极影响。有关种植技术的记载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述中,反映了这些外来植物在这一时期广泛种植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实际情况。域外植物的种植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深厚的功力 严谨的学风——周师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读后

今年,是周一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今年一月,是先生八十岁生日,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也可谓是庆祝内容之一吧。这是周先生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年中华书局)、《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6年中华书局)之后的第三种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专集。全书收入论文、札记、书评等二十八篇,约二十五万字;有关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十七篇,是全书的主体,还有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篇幅的“敦煌学”九篇,最后两篇则是有关文物考证方面的短文。周一良先生1923年由辅仁大学转入燕京大学,师从洪煨莲(业)和邓文如(之诚)先生学习历史,所撰第一篇学术论文《魏收之史学》,即以北朝史研究开学术研究之先河。在燕京毕业后,周先生到中央研究院     

近五年来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研究综述

经济史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不少研究者在这块史学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近五年来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首先是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     

“以类相从”与“见微知著”--关于两部中古赋史的比较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与王琳《六朝辞赋史》是研究魏晋南北朝辞赋史的两部巨著,程著注重辞赋的类型化分析,王著则以作家作品分析见长,二书在叙述视角、叙述方法、行文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在书写过程中,二书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广博宏富的学术视角、客观的写史态度等。二书的论述,能够形成互补态势,为我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史全貌奠定基础。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九、十期出版

我校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编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九、十期合刊,已经作为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出版。其篇幅比第八期增加了一倍多,为180余页,近30万字,收录论文18篇。这批论文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历史时期的部分史料进行了研究、考证、辑校和补     

发凡起例 体大精思──评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

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一书的出版，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新的里程碑。作者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史料搜集、考辨的工作，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魏晋南北朝经济的发展过程及经济体制，揭示了发展规律。作者善于运用辩证的、发展的、系统的方法深入研究经济现象，不囿前说，新见迭出。该书还突破了传统经济史“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编撰模式，以经济发展的特色为研究重点和编撰骨架，构建了经济史研究的新体系。     

应该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胡国瑞教授提出的问题值得重视。魏晋南北朝文学前承两汉、后启隋唐,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在十分关键的地位。可是,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却很不够,甚至尚有许多空白地带。为推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希望国内外学者就如何深入开展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畅所欲言,踊跃赐稿。     

《四库全书》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四库全书》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张承宗《四库全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史料丰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仅就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有关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文章中凡引用《四库提要》及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诗研究

行旅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行旅诗以其特有的成绩奠定了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地位。本文以行旅诗为研究对象，从纵向上来考察其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发展嬗变的过程。     

魏晋南北朝传统乐器赋研究——魏晋南北朝乐舞赋研究系列之二

魏晋南北朝的传统乐器赋相对汉代的乐舞赋来说数量相当可观,上承汉代枚乘《七发》和王褒《洞箫赋》,并形成了独特的结构程式,表达魏晋南北朝时人们鲜明的思想和抒情倾向,抒发出这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对理想社会和高尚品德的向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1990年夏,笔者在为王戎笙、陈祖武二位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中华文明》一书撰写《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一章时,曾谈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观念与大一统思想,但因篇幅有限,未能详论。嗣后,总觉得这一问题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因此,又补充一些材料,撰写成本文。失当之处,欢迎同行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