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叶适的学术思想经历了由推崇理学到反对理学的重大转变,其晚年对理学的批判系统而深刻。他否定了理学的儒学正统地位,揭示了理学的本质,指出了理学的虚妄,批判了理学的极端化倾向,驳斥了理学的经义,又以完整的事功学说与理学抗衡。经过叶适的发展,南宋反理学思潮不仅在理论上走向成熟,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南宋时期书院与理学结合的内在原因探析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结合除外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影响之外,还与理学自身的价值追求、理论特点及书院的性质、组织方式、特点有关。首先,理学强调个人的生命体认与内在证悟,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道德自觉性的特点,与书院重视个人自主性的教育方式颇为契合;其次,理学所要传播的主要是一种道德追求、价值取向,需要特别的传播情境。而书院具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和师生群居共学、相与讲习的组织方式,在传播情境营造方面具有特色与优势。     

南宋理学教化方法浅析

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道德水平却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呈正相关发展,社会教化问题突出。南宋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教化方法值得我们关注。本文从南宋理学教化实施的社会背景出发,论述了理学家身教、自化、外部强化三种教化方法,并揭示出其教化方法的三方面特征：教化对象主动化、教化范围扩大化、教化内容世俗化,丰富了对南宋理学教化的研究,对当代社会教化方法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南宋诗话探讨理学与宋诗学的理论建构

理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在作为专门的诗学理论著作的南宋诗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本文以南宋诗话为中心,从诗学的本体论、功能论、创作方法论、欣赏论、批评论、风格论和诗人修养论等方面来探讨,分析理学影响宋人诗学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     

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审美风范的规范与重塑

理学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它给古代文人崇尚的出世之趣注入了匡时济俗的内涵,塑造了一种醇和淡雅的情调,南宋后期的辞赋,则深受这种审美理想的影响,展示了一幅幅恬静温馨的社会图画.道德至上的理学思想排斥调笑和谐趣,这使得辞赋固有的娱乐精神被排斥,辞赋趋向于严正庄肃的情感基调.场屋诗赋格法,古文评点,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整套科考为文的规范.因此辞赋行文趋于拘谨,气势内敛,表现出整饬规矩的辞章特色.南宋后期,是辞赋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是辞赋行文上趋于古文、审美情感上趋于理学道德观的一个转变时期.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理学的张扬与自信心的凸显——论南宋中期辞赋创作的新变

理学的发展与自信心的恢复与张扬,是南宋中期学术文化方面非常显著的特征,辞赋创作的走向与之密切相关。辞赋创作在当时显现出一些新特征:理学与辞赋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态势,辞赋成为宣扬理学观念、阐释理学教义的重要载体,也成为表达理学人生境界的重要载体;辞赋多感情饱满、个性张扬、恃才骋气,辞赋中的这种感悟更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很好地体现了微闻讥刺、诡文谲谏的特征;表现生活场景的赋作思想深度得到深化,以往的浅陋见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辞赋较之从前,辞章和立意更精致、更新巧,这与读书人对唐宋古文的重视、科场时文的程式化等密切相关。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诸葛亮形象三辩

近几年来,关于诸葛亮的评议较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也不少,然轻率之议、轻薄之言也颇多。文章认为关键在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公允的态度,作出有分寸的评析;还要坚持“同情之理解”的精神,尊重历史背景和特定语境。为此,本文就涉及诸葛亮历史人物形象议论较多的三个问题略加辨析。     

诸葛亮与天师道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禳星形象的塑造,渗入了天师道的民间文化。事实上,东汉到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盛行于琅邪及东南沿海地域,不少政治家都师从天师道。而诸葛亮的籍贯、爱好、婚姻、政治生活等,也都与天师道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论蜀汉的政治腐败--诸葛亮失误之二

诸葛亮治理的蜀汉,机构臃肿,政治腐败,矛盾尖锐.无论是用贤纳谏、依法治蜀,还是南征北伐,都有严重的局限和失误.     

诸葛亮形象的道家化及其影响

元代以来,戏曲、平话中的诸葛亮,都以道士形象出现,影响至今。历史人物诸葛亮,治国主张、修身养性理论、选读的书籍,乃至其出生地,都可以看出其所受道家文化的影响。     

论社会生活中的诸葛亮

社会生活中,历史上的诸葛亮不过是普通人。从建安二年(197年)开始,诸葛亮便开始了十年的耕读生活,从事农业劳动之余,诸葛亮读书游学,并同襄阳的亲属和师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躬耕磨砺了他的意志,读书锻造了他的智慧,而通过游学结交名士为师友则为其出山做好了铺垫。婚姻家庭方面,诸葛亮娶丑陋的才女黄氏为妻。他重情重义,严格教育子女。在个人品质上,无论是在作风廉洁还是开诚布公等方面,我们都不难感受到诸葛亮的高风亮节。诸葛亮不仅受到了当时百姓们的崇敬,同样也值得今人敬仰学习。     

论西南各族中的诸葛亮文化现象

西南各族中有大量关于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或在其足迹所至处,或与其在南中的历史活动有所关联,有的则根本与诸葛亮无涉。西南各族中的这种诸葛亮文化现象,毁誉互见,其内涵远远超出了诸葛亮的历史活动,应深入辨析。     

智慧忠贞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

《三国演义》超越历史原型 ,塑造了一个智慧、忠贞、充满理想色彩的诸葛亮形象 ,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艺术创造 :(1)充分突出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2 )竭力渲染诸葛亮的智慧 ,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 ;(3)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作品对诸葛亮的“多智”虽有夸张过甚之处 ,但对此应作全面、客观的分析。就总体而言 ,书中的诸葛亮形象仍然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从传播学角度论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定位的贡献

《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大致遵循两条线索———一条是智慧形象传播史,一条是人格形象传播史。前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演化为"智慧的化身";后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被定位成"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诸葛亮人格形象的定位问题上,杜甫起到了开创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