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经典与诠释--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

从诠释学关于"文本"、"经典"和"诠释"这三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出发,阐明文本并非语言学上所谓传达作者意义的完成了的作品,而是不断要诠释和解读的未完成品或中间产品,经典并非属于过去时代的意义固定的卓越作品,而是其意义需要未来不断阐明的历史性和规范性统一的构成物,而诠释也不是一般科学所谓知识论的客观或中立解释,而是主体不断与文本周旋的经验和实践的参与。当西方经典诠释在近代重Klassische在当代的意义生成时,中国经典诠释却仍着重Kanon原有固定化的经义的施教,因而当西方经典诠释强调认识论的客观解释时,中国经典诠释却强调实践的和教化的理解。中西方经典诠释比较不是以西解中,也不是以中解西,而是中西互解,同样,古今中介既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厚今薄古,而是古今不断生命沟通和融合。我们是在与经典作品的不断交谈中获取新生,同时,经典作品也正是在这种不断交谈中生生不息。     

追本逐末抉隐明道——文本阐释与翻译再诠释

文本阐释是翻译的基础,翻译对文本阐释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因此本文运用中西方文本阐释理论,对文本阐释多样性的根源进行了探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翻译应该遵循的策略:指导原则应"取法乎上上";理解要"得意忘言";表达需"离形得似";同时笔者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一道家哲学命题是对文本阐释与翻译的经典诠释.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五四文化保守主义者整理旧文化的思路

五四时期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等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生存和延续之道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整理旧文化思路是寻找传统的现代价值,与新文化的时代氛围密切相连.主要表现为,他们用"周于用世"、印证参稽西方学说的准绳来对旧文化进行取舍,用"六经注我"的风格来创造性地诠释旧文化.其中"印证参稽西方学说"和"创造性诠释"又可细分为多种形式.他们整理旧文化的思路和方法蕴涵着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苦心,虽有时对上述方法运用不当,但对后来的新儒家有一定启发性,而且对当今文化转型中如何处理旧文化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阅读的游戏--解构的操作

解构批评操作是一种策略性的游戏,它强调的不是在一种诠释意义上对任何一种解码意义的搜寻,而是强调意义的释放、播撒,强调文本的能指符号相互追逐嬉戏而自得其乐的游戏.解构论者将误读、游戏、残缺不全凌驾于阅读、理智、统一之上,以"边缘"的泛滥来削弱"中心",并最终消解这个"中心";他们在文本中孜孜不倦地寻找那些矛盾、悖论、突破;他们倡导的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方法,专注于对位居"边缘"地带的细节发隐索微,形成突破并进一步使其扩张,以证明文本没有恒定的结构和确定的意义.     

中西翻译伦理差异之比较

任何翻译伦理受主体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国传统翻译伦理主要建立在义务论的基础上,而西方翻译伦理则以功利主义为基础;中国传统翻译伦理注重体现人际关系,而西方翻译伦理则强调文本关系。这对现代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     

跨文化翻译中的视阈融合--以宇文所安对《二十四诗品》中“真”的诠释为例

《中国文学思想读本》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向西方译介中国古典文论的精心力作。本文通过该书对《二十四诗品》中"真"的跨文化翻译和诠释,从大道之"真"、创作主体表达之"真"、诗歌文本与世界关系之"真"三个方面,解读宇文所安在自身西方文化视阈下,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观照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吸收,扩大自身视阈,努力实现中西文化视阈融合的复杂历程。     

《宠儿》的互文性解读

为托尼·莫里森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荣誉的小说《宠儿》,是美国黑人文学史上一部经典之作。互文性是西方文论批评中一种重要的批评理论,它不仅指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相互"吸收和转化",还指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此利用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来分析《宠儿》中所体现的文化互文和文本互文。     

西方礼仪语言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东方的意化和借鉴

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日趋强化,语言作为传播的媒介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而滋养在经济和文明范畴内的西方礼仪语言随着政治的跌宕起伏表现出独特的人文现象,人们对"西方礼仪语言"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概念给予了极大的青睐。从不同的侧面诠释东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个性、西方礼仪语言的文化内涵,旨在强调西方礼仪语言在现代化社会中具备的优势以及东方人应借鉴西方礼仪语言的意义。     

从文化层面探析湛约翰对《道德经》的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探析湛约翰对"道""德""阴/阳"之文化内涵的诠释,对其如何诠释及诠释的缘由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作为一名传教士的湛约翰翻译《道德经》的目的是传播基督教文化,即:言说"自我",但最终的结果是促进传教的同时、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西传,即:言说了"他者"。     

课堂实践中的课程理解与文本诠释

现代意义的课程整合了美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认知,教师课程理解的生成性与批判性在本质上体现了教与学的意义。对教科书文本及其之外的教学参考文本、教具、补充教材的诠释,起到了复制与传承文本的意义。在课堂实践中,教师是课程文本与学生的中介角色,课程的理解与文本的诠释是对知识和价值的探索、争论、传承,内在地包含着解放的方向,这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归宿。     

当代新儒家之生命诠释学:牟宗三先生之存在呼应之经典诠释

今天,我们需要藉牟先生之论述和多重的对经典与宋明儒学之诠释,展示牟先生的诠释方式和境界,以建立当代新儒家的生命诠释学。我们有必要以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内容作为参照,进探与展示牟先生之生命诠释学。牟先生在诠释经典时,首先指出"了解"(这一概念)有感性之了解、知性之了解与理性之了解。感性之了解只是主观的随感式的了解。知性之了解则能对于字词语句都能加以掌握,此可说是对文本的初步了解。理性之了解是对于全篇文本之字词语句之意义,段落章节之论述,都能够会通而为一整体,掌握到文本的系统和理据,这是对文本的通贯的诠释。理性之了解基本上是对经典的客观理解,但还未进到对了解自身的反省或自我之了解。牟先生进一步提出诠释者要进到为其人以处之,诠释者与文本达到境界之融合,牟先生称之为生命之呼应。生命之存在呼应是自家生命真能存在地体证之,体证之即能超出原来文献之语文所限而得其实义,见证圣人之义理,即是对道之诠释。圣人的生命是对道之体悟至极,由解悟而证悟,而澈悟。圣人立教则圣人之言即是证道之言。相应于教之哲学诠释即是通过对教言之诠释,由此开示圣人体道之经验而使人之生命能得与圣人与道黩面相当,得到解悟,进而通过实践以证悟此道,最后得以澈悟而成圣。此时诠释学即是证道之学,亦即是圆教。从牟先生在对于程明道、朱子与陆象山的经典诠释中所展示出的由分解进至非分解的哲学诠释的进路和运用的论述中,以十个观点总结中国哲学诠释学的内容和结构,作为建立中国诠释学的基础和规模。     

《水浒传》文学意义的海外阐释

海外对《水浒传》文学意义的阐释,主要体现在翻译、文学批评和再创作三个方面,其中不乏由中西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误读。《水浒传》在海外的翻译,原著中的道德性往往被淡化或消解了。海外汉学家对《水浒传》所作的阐释,更多的是从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前理解出发对小说文本进行解读。还有一些读者由于他们的期待视野超出了原著的视阈,从而进行仿写或再创作。海外对于《水浒传》的诠释都带有西方文化的烙印,由此形成的前视阈对西方人理解何所向具有规定性,从而生成了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只要对小说文本中的人情物理解释得合情合理、能够自圆其说,应该说它们都是文学作品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中的存在方式。     

语境·身份·策略——谈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中过滤过的东方色彩

在跨文化语境下,文化传递的主体——译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文本的阐释、文化传递的方式和途径以及翻译策略。林语堂英译《中国传奇》体现了译者杂和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视角,一方面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注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关照,试图从西方话语权力的缝隙中寻找能被这个宏大话语纳入的本土文化主题。同时又以西方文化视角对其本土文化进行过滤,其作品带有浓厚的经过西方文化过滤的"东方色彩"。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诠释循环视域中翻译研究范式的嬗变

诠释循环是诠释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影响翻译研究范式嬗变的重要因素。圣经诠释学的"语词-文本"循环专注于文本内部分析,导致了文本中心论的狭隘。方法论诠释学的"文本-历史语境"循环试图通过主观重建客观历史情境,却造成了作者中心论下译者的隐身。哲学诠释学的"传统-历史主体"循环强调诠释者的主体张力,却将翻译研究引向译者中心论的误区。在克服恶性循环的反思中,赫施确立了诠释循环的起点,建立起辩证整体论思想。辩证整体论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范式,对于促进诠释的良性循环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作者、文本、读者——文学批评的轨迹与维度

从古希腊到后现代主义,西方文论研究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世界、作者、文本、读者这四个维度。在西方文艺历史的不同阶段对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强调和探讨此消彼长,缔造了模仿论、表现论、客观论、实用论。模仿论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主张文学文本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表现论以作者为出发点,捍卫作者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权;客观论论证了文本的本体论地位,认为文本是对立于世界、作者和读者的存在;实用论强调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意义是文本与读者交流的过程。     

亚伯拉罕·盖革对犹太经典的批判

从"历史犹太教"的观念出发,盖革重新审视了《圣经》和《塔木德》。他认为,《圣经》作为天启的宗教真理是犹太民族创造性的产物,体现普世伦理,同时,也强调《圣经》的历史性和文本的流动性,即因时而变的犹太宗教生活影响并修正了《圣经》文本。他认为,《塔木德》在诠释《圣经》,推动犹太教更新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塔木德》在诠释经文上的僵化、矛盾和非科学性。盖革承认犹太经典的价值,但否认其决定现代犹太教权威的作用,认为人们可以根据当下需要自由地对经文进行诠释。盖革对犹太经典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犹太教改革的需要。     

基督教信仰的理性诠释——康德“哲学释经原理”批判

康德将宗教信仰局限在纯然理性界限内进行诠释,他批判"教义性诠释",肯定"真理性诠释",从纯然理性出发,提出自己的哲学释经原理。主张对宗教信仰的诠释只能理性地进行而不能诉诸诠释者内在的主观情感,诠释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和深化人们的道德情感,让人获取真正的信仰。康德的"哲学释经原理"放弃了信仰主义立场,将对基督教的诠释完全架构在自己的理性分析结构和诠释框架之中,解构了文本和作者的价值,把文本的意义解释为诠释者自己已有理念范型的投射,有导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之危险。而事实上,诠释活动是诠释者、文本以及作者之间互为主体的交往行动,这种交往行动以趋向真理为诠释的责任,它借助诠释者、作者和文本共同处身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提供的社会交往规范和知识范型,将文本所负载的意义昭示出来,而意义的真理性就存在于交互主体的理性共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