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略论漆侠先生的宋学研究

"宋学"是漆侠先生晚年专注的重要学术领域,《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这部学术力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对宋代学术思想和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使得学术界对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该书具有显著的特点:一是广阔的学术视野,显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风格;二是对宋代学术思想进行宏观和微观的深入研究;三是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扎实求实的学风。漆侠先生注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从事历史学研究,是他成就学术事业的重要因素,这对新世纪的学人也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对章句训诂与心性义理的双重超越——章学诚经典阐释学思想探微

在经历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初以来风头正盛的考据之学发展演变之后,章学诚眼中的中国传统学术已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无论是汉学的章句训诂、名物度数之学,还是宋学的心性义理之学,抑或是宋学内部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学问路向,似乎都未能符合他的学术标准,更不用说儒学之外的词章之学了。即使是源远流长、成果丰硕的史传传统,在他看来也是问题重重。基于对传统学术如此之考量,章学诚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前人的新学术,这就是"史学"。这种"史学"不是史书的编纂实践,亦非史书编纂体例、方法的总结,而是一种追问古代典籍"所以言"的学问,是揭示意义的学问。对此,我们称之为"经典阐释学"。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从考据到经世:嘉道之际的学术转向

从纯学术的“考据之学”走向注重致用的“经世之学”,是嘉道之际一种带有趋势性的学术转向。在乾隆朝曾经极一时之盛的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逐渐衰落 ,一些汉学家开始从冥心考古转向对现实问题的探究。一度受到汉学冲击的宋学 (程朱理学 )也再度高涨起来 ,一部分理学家在崇程朱为正学的同时 ,积极地以“经世之学”济理学“外王”之穷 ,形成理学经世派。而自东汉末年以来即长期湮灭的今文经学的重新兴起 ,更成为嘉道学术从考据转向经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代前夜的这次学术变动 ,成为启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精神源动力。     

范仲淹与宋学之勃兴

宋代儒学划时代的新发展,谓之新儒学,即宋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宋学博大精深,涵蕴广大,学派众多。其开创者谁？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文根据大量第一手资料,从兴学育才、推进儒学发展及有关学术思想研究两个方面作了论证,文章指出,范仲淹最先登上历史舞台,为宋学之勃兴开端引绪,是当时学术思想界的核心人物,实为宋学开创者。范仲淹在政治、学术、文学上的建树是三位一体的,他与欧阳修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探索的新局面,正体现了宋学勃兴的新精神、新气象     

中国宋学的历史贡献

宋学主要是指宋代学术与文化。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个发展高峰，其思想的高超．理论的成熟，体系的完整，层面的深广，影响的巨大等，都是同时代世界学术思想中所仅见的，许多思想、理论至今仍有其学术和价值与影响。     

钱穆学术史观的美学意义

钱穆学术史观以其文化与历史融贯的视野涵容了系统的美学思想。文章认为,钱穆对中国远古自然地理与文化的整体观照,为民族美学的源始性开掘提供了方法论前提;钱穆有关中国学术流变和时代精神的阐释,以及对文化精神和宋学精蕴的剖析,都揭示出中国美学的内在心魂,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简

明代前期,周叙疏请重修宋史正式拉开了明代宋史研究的序幕。随后的宋史研究沿着官修和私撰两条路径展开。官修《续资治通鉴纲目》的竣成鼓舞士人以程朱理学为指导,从鉴戒的角度重新解读宋代史事,史著的教化色彩厚重。私修的宋人传记在前期的宋史研究成果中所占分量较重,为宋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其中的理学传记致力于考述理学世系和渊源,揭示学术堂奥,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私修的宋史史论著述持论公允,晰理深刻,彰显了可贵的实学精神,是明代史学走向深层的突出表现。此期的私修活动得到明廷的重视,且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宋初主流士风述论

赵宋立国奉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士大夫是宋朝统治的基础，其风气状况如何，关系到社会的安定，机构的效能，政治的清明以及宋王朝的兴衰成败。因此士风研究是宋代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笔者认为：宋初三朝是宋代各项政策体例的草创期，对于有宋以来的士风建设，士人精神格局影响深远。宋初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精神风貌表现为隐逸、变节、奢靡和因循持重。     

宋代《四书》学研究述评

宋代《四书》学的兴起与演进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内容。学界对宋代《四书》学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的范式也趋于多元化。尽管如此,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相关文献有待进一步的收集与整理;另一方面,宋代《四书》学的研究也应当鉴别吸收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进而分析宋代《四书》学与社会、政治、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宋代《四书》学研究的深化。     

宋代佛教的转型及其学术史意义

本文从学术界对宋代佛教的评价入手,论述了宋代佛教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僧人群体的儒学化以及这种儒学化的学术史意义,并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宋代佛教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重新的评价。     

初探邵晋涵编修<宋史>的宗旨

文章回溯了邵晋涵编修《宋史》的经过,从清前期的文化氛围和民族政策、浙东学术精神和邵晋涵本人的人格追求等方面探讨其编修《宋史》的宗旨,认为其宗旨在于宏扬民族气节。     

论宋代老学的思想价值

宋元时期是道教发展的转折期,老学的发展由此也发生了变化,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结合的角度,王安石、司马光、范应元、董思靖、张伯端等学者的学术思想进行分析,对流传至今的宋代《老子》注本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从文本诠释的角度来看,宋人解《老子》重视义理,并开以道教内丹解《老子》之新风;从思想的层面看,宋代老学重视心性之学的阐发,儒家注重阐发道德性命之学,道教注重发挥内丹心性理论,佛教则重在明心见性,同时宋代老学也反映出儒、道、释思想的互相包容与深度融合;宋代老学研究者身份的多样化和突出的思想创造性成为宋代老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于道教义理建构上的贡献是其中两个突出的方面,可见当时的思想界在不同思想之间彼此激发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创造力。     

论“庆历学术”及其对北宋散文研究的启示

北宋庆历前后是中国学术转型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经世致用、以人为本等学术思想以及求新求变的学术风气也自具特色。厘清“庆历学术”的时限、代表人物以及主要学术观点,不只对研究北宋学术发展史很有意义,尤其重要的是,深刻把握“庆历学术”的丰富内涵对研究当时的文学,特别是散文创作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     

清末子学复兴考

子学是我国传统学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子学复兴应有自身的规律。子学起源于西周,繁荣于战国,中断于汉,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代,时隐时现,而大盛于清中叶。清末子学复兴的思想背景是与近代以来特定的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紧密联系的。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进步的学者为寻求经略国家的路径,试图从传统诸子学说中探索利弊得失,为治国方略提供理论依据,从而也得出子学不足以救亡图存,必须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的先进技术,对传统的子学重新认识,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与学术思想观念。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