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绍讷之竹枝辞及其文化性格的文学人类学解读

龙绍讷遗留竹枝辞11首,其主要内容包括风土民俗、官场腐败、家庭生产生活和关怀人民疾苦等内容。龙绍讷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即有着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性格特征。     

清代洛阳的戏楼建筑与演出风俗

洛阳古代剧场发展演变历史悠久,而现存的戏楼多为清代建筑。这些戏楼有着不同的建筑样式、风格和规模,既展现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又蕴涵着洛阳丰富的戏曲演出风俗。     

《乌江竹枝》:清代劳动妇女生活的写真

清代著名诗人蒋士铨的《乌江竹枝》生动记述了当时安徽和州地方劳动妇女生活的真实情状。这在文人诗作中是极其罕见的。诗句中所透露的可以从多方面反映社会风习的重要信息,也具有值得珍视的价值。蒋士铨其他诗作中体现的对于下层妇女的理解和同情,值得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从道光《思南府续志》看清代贵州妇女的贞节观

本文对道光《思南府续志》中的贞女、节妇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这些贞女、节妇在守节过程中的内心世界,同时结合清代其他典籍分析道光《思南府续志》中贞女节妇守节行为的实质意义。     

从竹枝词看清代贵州民族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清代贵州民族地区普遍存在＂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必然影响到其家庭中男女性别角色.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劳动中的＂男逸女劳＂、生育习俗中的产翁制和夫妻年龄结构中的＂老妻少夫＂现象等,说明清代贵州民族地区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居重要地位.     

《说文解字》与《助语辞》虚词对比研究

在全面考察《说文解字》与《助语辞》两书研究成果以及其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试比较《说文解字》与《助语辞》对虚词的解释,探讨了《助语辞》与《说文解字》在术语、体例、收词、训释方法等方面存在的异同,指出《助语辞》对《说文解字》虚词成果的继承和发扬。虽然两书对虚词的解释研究在词法与语法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对语言学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蒙古风俗鉴》研究

罗布桑悫丹与当时许多忧国忧民的开明人士一样,已看到自己民族的落后及其基本原因,并且认为发展文化教育和经济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屡遭失败后,他断定封建统治必然崩溃,因此他把希望留给后代,通过写《蒙古风俗鉴》告诉后人,要使蒙古族不致灭亡,必须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自己的民族,必须发展文化教育,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     

《离骚》乱辞新解

自东汉王逸以来,学界对<离骚>乱辞的解释存在颇多争议和疏漏,譬如彭成为何许人,为一或为二,彭咸水死说的证据何在,释彭成之所居为水死的合理性又何在?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楚辞>文本和当时语用实例,提出:彭成本为二人,彭咸水死说系汉人因屈原水死逆推所得,<离骚>中的彭咸是诗人对他所请教的巫师的借代称呼.居是安顿之意,从彭成之所居即听从巫师的指点,所居的内容则是远逝,这在<离骚>文本中皆有落实.因而<离骚>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前二句对应诗歌的前半篇,痛陈国无人莫我知的苦闷;后二句对应诗歌的后半篇,叙述彭咸等巫师的指点以及诗人如何听从他(们)的安排.     

陶渊明《归去来辞》与韩国汉文学

陶渊明《归去来辞》在中国文学史上久享盛誉,且　因苏轼等文豪的拟效阐扬,这篇名作的人格范式与文学范式的意义更其光大。在《归去来辞　》的流传史上,海东文人所表现出的崇仰之情甚为浓烈,从高丽中期至李朝之末,赞评之语　与拟效之篇源源不断。从形式上看,韩国汉文学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表达其仰慕效法之情　：一是集《归去来辞》字而成诗;二是以诗体表达读后感;三是依其韵而赓和之。他们取则　陶渊明的文学实践,透显出相应的文化意蕴和一定的审美得失,对于全面了解陶渊明在汉文　化圈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中韩文化的结缘,尤具意义。     

清代描写少数民族竹枝词述论

清代诗人以少数民族为描写对象的《竹枝词》,大约有600首左右。其中所描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台湾的高山族,西南地区的苗族、白族、土家族,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族、蒙古族、藏族,东北地区的满族、鄂伦春族等。这些数以百计的"少数民族竹枝词",不仅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清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昌盛,也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与作用的。同时,这些《竹枝词》又表现出了两大特点,即一为鲜明而浓郁的民族性特色,一为融文学与史乘于一体的纪实性特征。     

清代新疆竹枝词综论

竹枝词是产生于南方的文学形式,到了清代,随着边塞诗第二次兴盛开始关注新疆民俗风情,它由南入北的前提是清廷一统、官员流放到新疆。同时,传统文化思想观念如宗法性和泛政治性对创作者有着深远影响。新疆竹枝词可以分为兴起期、发展期和定型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鲜明的特征。但总体来说它们与新疆民俗有着不解之缘,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清代的杀虎口税关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88件清代杀虎口税关奏折的内容,廓清了清代“远在边疆”的杀虎口税关财政、国家行政职能、土地和税关修缮等问题,弄清了杀虎口在清代中国经济的地位与作用。     

清代边墙与湘西苗疆开发

清代统治者办理苗疆的主导思想一开始就是力图在苗疆建立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既使边墙的修建也是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在边墙框架下的湘西苗疆,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湘西苗疆逐步融入到统一的中华大家庭中,中国文化版图就是在这样一种民族文化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清代治理苗疆的独特法律——“苗例”

如何理解作为地域概念和族群概念的苗疆与苗？进而如何理解清代治理苗疆地区的法律——“苗例”？由于系统资料的 匮乏,立法授权的过于简洁以及相关司法档案的几乎阙如,因此,学界只能通过一鳞半爪的资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予以研判, 故而这仍是尚有争议、未有定论的话题。通过学术辨析,强调不能以当今苗族和苗族生活的区域为标准划定苗疆与苗,而应还 原到“改土归流”的历史情境中认识苗疆和苗,进而对“苗例”的认识,不必拘泥于官方的立法授权,更应站在司法的视角,以及 与清代治理其他民族之法律的比较视角观察和认识之。     

从清水江文书看清代贵州苗侗地区货币流通中的几个问题

通过对清水江文书中典型契约文书的梳理,对清代贵州苗族侗族地区货币流通中的银两成色、平砝标准和银钱比价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证。清代贵州苗侗地区的货币流通经历了从规范到失序,然后又趋于规范的过程。清代中期银两成色与平砝标准的混乱,以及银价的剧烈上涨扰乱了木材市场与土地市场秩序,加剧了苗侗社会矛盾。     

试论清朝经营侗族政策的专制性

清朝经营侗族的政策,是清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产物,它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清政府在侗族地区施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处处表现出专制性的特点。对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残酷镇压,严厉推行保甲法,对土司的种种限制等,即是如此。这些政策,加强了对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反映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实质。     

论清代黔铅兴起的原因和背景

清代铸币量的增加使币材供需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开发国内矿产资源满足市场需求,滇铜、黔铅的开发随之而起,成为清代矿业兴盛的主要表现。探讨黔铅兴起的原因与背景有助于理解清代矿业盛衰的历史动因与社会环境,以及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     

雅与俗的二度转变——论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演变

历来学者研究竹枝词的颇多,但对有唐一代文人竹枝词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却鲜有人论及。唐代文人竹枝词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从“俗”到“雅”,再从“雅”到“俗”的的二度转变。在两次转变过程中,“雅”与“俗”的具体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刘禹锡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     

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清代前中期对云贵地区实施的府州升降、卫所裁并和改土归流等行政、疆域调整,是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政治活动表现。通过这些重要活动,清王朝在云贵地区系统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体系,并为外来移民的全面进入和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对云贵两省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历史地理和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和构建这些政治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展开情况,在仔细判读史料基础上,发现清前中期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并未对一些地域社会起到完全重构的作用,重建或者说有效填补了一个地域社会没有像学界原来认识的那样理想化呈现。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行政管理缺失,但由于移民经济开发的有利环境出现,总体上还是带动了云贵地区社会的深入发展,并最终实现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趋势。这个发现不仅对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对云贵地区清中后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解有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