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声称“写来真切平实”的回忆录——孙陵著《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郭沫若》3件史实考

《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是郭沫若三厅初期机要秘书、1948年11月去台的"东北作家群"重要作家孙陵晚年写作的回忆录,他在题记中声称"写来真切平实",并且得到了大陆学者的高度重视。根据考证可以知道,在《郭沫若》一章中,在回忆到《我的丈夫郭沫若》(署名佐藤富子)、郭沫若前往长沙的原因、郭沫若赴苏游历时的三千美金等问题时存在明显错误。由此可知,"写来真切平实"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引用《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中的相关文字时应该多加小心,否则可能以讹传讹。     

也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与孙应祥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太平天男颁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史学界存在着分歧。最近,学习了《南京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孙应祥同志的《略谈太平天国的“照旧交粮纳税”》(以下简称《略谈》)一文,我认为在一些问题的分折和提法上,是值得商榷的。现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谈个人意见,求教于孙应祥同志。 (一)《略谈》存涂述太平天国“有不少地区是禁止地主收租的”问题时,曾列举资料     

张狂与造化的身体:自我模塑与中国现代性——郭沫若诗歌《天狗》再解读

自我在现代性话语中异常重要,尤其关涉催生现代中国主体性与民族性的宏大叙事。郭沫若那部诞生于1922年中国现代性启蒙始初的诗集《女神》值得我们重新细读、研究,进而重塑其诗的特异性、文本性与多重性。我们有必要对其中那首众所周知的作品《天狗》进行文本细读,欲求厘清郭沫若在《女神》中如何通过对身体的唤醒从而创造自我主体性。通过对《天狗》一诗中"身体的双重运动"的文本细读,可揭示郭沫若在《女神》中如何通过对身体的唤醒而创造自我,从而重构郭沫若诗歌中的身体诗学与中国启蒙大业中的现代性修辞。并且,我们还可以窥察在进步自我中涌现出一条历时的轨迹,即身体的扩张生成使得面向现代性的进步自我之诞生成为可能。1     

论悲剧人物的多样性——与陈瘦竹同志商榷

陈瘦竹同志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悲剧问题的文章,读了深受教益。但是他把反面人物通通排除于悲剧人物之外的论点,我却不敢苟同。比如,他在《论郭沫若的历史剧》(《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辑)一文中,认为拙作《郭沫若的史剧创作》 (《文艺论丛》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署名:黎生)把《南冠草》中的王聚星和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第一,还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九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邓演达,“准委郭沫若为副主任”。这时,郭沫若在汉口,革命军正处攻占武昌的前一     

学术主持人语

《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是魏建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而作的一篇论文,但文中讨论的问题,无论对于郭沫若,还是对于郭沫若研究而言,似乎都是个有些无奈的话题。     

《棠棣之花》的创作过程与郭沫若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

综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每一部作品都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都与郭沫若自身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道路紧密联系着。这些作品,为我们从事郭沫若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资料。《棠棣之花》在郭沫若的全部作品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作者说:“本来这《棠棣之花》的完成,由民国九年到现在,是绵亘了二十二年的岁月。中间经过了好些次的删改。……这些资料如收得齐全,我倒很想把它们汇集起来,以表示一个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苦心的痕迹。但这工作,恐怕比重新创作一种剧本还要艰难吧。”摆在我们面前的诗剧《棠棣之花》、二幕历史剧《聂》和五幕六场历史剧《棠棣之     

论郭沫若早期的儿童文学理论

郭沫若于1921年1月15日在上海《民铎》月刊发表了《儿童文学之管见》。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如果说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是在做探路辟径的工作,那么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是在铺设一条阳关大道。《儿童文学之管见》对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论述。首先,郭沫若从“立人立国”的视角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     

郭沫若自我小说的情感世界

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优秀的剧作家,与其诗歌、历史剧相比,他的小说并不那么突出,正因如此,几十年前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曾这样发问:“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郭沫若)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郭沫若的小说、特别是前期的小说,确实没有注意描绘“时代缩图”,但他的小说也自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价值在于真实地袒露情感世界。郭沫若受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葛西善藏等日本私小说作家的影响,从1919年至1926年创作了《漂流三部曲》、《行路难》、《落叶》、《残春》、《月蚀》、《圣者》等二十     

《孔雀胆》主题及其涵义探究

(一)《孔雀胆》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写的第五个史剧。它完稿于1942年9月上旬,发表于翌年4月桂林出版的《文学创作》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2月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抗战胜利前后至解放初期,经作者亲自修订,在重庆、上海和北京还出版过多次。1956年7月,作者为次年《沫若文集》的出版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在郭沫若的史剧中,《孔雀胆》是人们争论最大的一部。争论的焦点是:该剧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其内涵的真义何在?现在我们先对第一个问题作一番辨识,第二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行考察。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郭沫若战国史剧创作的文化根寻

郭沫若的战国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的反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观察视角的局限被搁浅了。本文试图从作品蕴涵的楚文化因素入手,打开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深层奥秘,这样,反秦问题之意义也就了然分明了。一楚文化是崇尚自然的,这与南楚故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绕”(《汉书·地理志》)的地理环境     

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问题——与孙党伯同志商榷

孙党伯同志在《郭沫若是何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见《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个别没加分析的材料,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郭沫若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而不是郭沫若自己所说的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初他已就任此职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     

关于郭沫若佚文《序<情虚集>》

在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解放前的旧报纸时,发现一九四三年一月六日的重庆《大公报》上有一篇署名郭沫若的文章,题目是《序<情虚集>》。这是该文的第一次发表。《情虚集》是田仲济先生的一本杂文集,它于一九四二年春夏间辑成,翌年二月由重庆东方书社出版。郭沫若的这篇序文(作于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即初收于该书中。但在郭沫若的各种单行本和解放后出版的《沫若文集》中,均未收入此文。一九八二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年谱》和一九八三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年谱》中,也均未提到郭沫若的这篇佚文。     

“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简评郭沫若的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郭沫若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这件事,除郭沫若研究者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1963年2、3期《电影剧作》上的《郑成功》是郭沫若唯一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它,由于生不逢时(因为当时正是大刮“大写十三年”之风,历史剧命运都不甚佳的时代)而没有被拍成电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今日研读这一电影剧作,我觉得它不仅是郭沫若个人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电影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欣赏。     

郭沫若事迹杂考

记得鲁迅先生逝世的时候,郭沫若曾无限感慨地说:“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其实,他自己亦何尝不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又一个杰作呢。对于这样一位文化巨人,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也应当包括搜集、考证他的生平事迹。为此,本文杂取郭沫若数事略加考述,以求订正一些误记。一、关于《三叶集》首尾二函的作日《三叶集》是一九二○年一至三月间郭沫若与宗白华、田寿昌的通信合集,共收书信二十通,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排列。第一通是宗白华致田寿昌书,信末未注明日期。如何考定呢?原信说“我又得着一个象你一类的朋友,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我已写信给他,介绍他同你通信”。而第二通即宗白华致郭沫若书,信中果真介绍了田寿昌,并表     

关于郭沫若“万事请从隗始耳”一诗的出处问题

“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这是郭洙若的一首七绝,原附于《抵制日货之究竟》一文的末尾。《抵》文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黑潮》第1卷第2期。《郭淋若著作选读》和两种《郭沫若年谱》都说这首无题诗原附于《同文同种辨》的末尾,那是搞错了。发表《抵》文的那一期《黑潮》上还确署名郭开贞(即郭沫若)的论文《同文同种辨》和署名开贞(也是郭沫若)的新诗《风》。《抵制日货之究竟》署名夏社。夏社原是五四运动后,包括郭沫若在内的几位留日学生成立的一个革命团体。郭沫若曾这样回忆道, 在那年(笔者按:1919))的六月,福冈的同学,有几位集合了起来组织过一个小团体,名叫夏社。这夏社是我所提议的名字,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会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学家里。我们的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学生的时代》单行本第55—56页) 《抵》文的署名即由此而来。笔者曾查阅过《黑潮》的《抵》文,其中有五四运动前几年多种     

《女神》的泛神论与太阳意象

《女神》的泛神论与太阳意象沈光明撇开“女神”时期郭沫若所受泛神论的影响，要想准确地把握与理解《女神》中频频出现的太阳意象及其内在底蕴，在我看来容易陷入一种空疏浮泛的尴尬，尽管我们已充分注意到了郭沫若选择太阳意象是时代的赐予，是过去经验的一种回忆等等。...     

郭沫若初登诗坛的“伯乐”是谁?

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者郭沫若,是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而登上诗坛的。但是,谁是郭沫荇初登诗坛的“伯乐”?也即是说,谁是当时《学灯》的编辑?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说法。倪墨炎同志代表了一种较通行的说法。他在《郭沫若怎样登上诗坛》一文(见1982年11月16日《新明晚报》)中说,郭沫若因为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送曾琦往巴黎》这首真真正正的白话诗,而唤起了自己也去写白话诗的胆量,就把自己的诗作寄给报社,不久也在《学灯》上发表了。倪文的结论是:“引发郭沫若写新诗的是康白情,但郭沫若的‘伯乐’却是《学灯》的编者宗白华”;其根据是郭沫若本人的创作回忆:《我的作     

关于《郭沫若创作得失论》的对话

关于《郭沫若创作得失论》的对话刘元树问：在一些人对郭沫若这位曾经煊赫一时的人物不以为然的时候，你为什么还以郭沫若为研究对象，继《沫若诗词选读》、《郭沫若散文的艺术美》之后，又出版了这本《郭沫若创作得失论》（四川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出版）？答：郭沫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