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试论村庄合并的路径选择

村庄合并首先应是一项改善民居的惠民举措,因此建议应当首先从最需要改善的贫困地区开始。科学选择实施地、多渠道筹集资金,严格过程管理,以防政策执行没有落到实处。对于那些已经住上自建小楼的村庄,村民们大多不愿接受合并,应尊重民意待时机成熟时再做考虑。     

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一个政治文明演进路径的分析

本文从宪政的视角考察了政治文明的演进路径.认为政治文明开始于人类建立了政治理性之后,即建立了政治对人类自身及其分散的强力的控制与垄断权,以此来建构秩序的理性,政治理性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有了基本的秩序前提.而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的自然生长并不仅有人类的政治理性就能自足.宪政理性的建立就是为政治自身建立理性的标尺,以成就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生长.在政治为人类文明提供了理性的发展基石之后,宪政成就了政治的理性.因此,宪政带来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的范式追求,其基本洞见是,宪政疏通了政治的理性,从而增加了政治国家构建秩序的能力.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是政治文明持续健康生长的必由之路.     

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

家族政治是家族组织长期控制或者影响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形态。它表现为家族力量在一个政治体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响。在亚洲地区,家族政治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左右或主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亚洲家族政治渊源于久远的家族社会,而近代以来又没有发生内生的民主革命,从而使家族政治延续下来。家族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定价值,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性、政治连续性、推动政治转型都有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接班人的正统性、家族政治的认同性、权力经济、政党分裂、家族政治的延续性等。所以,对现代政治体系下出现的家族政治这一政治返祖现象,需要作认真分析、全方位考察。     

村庄共同体视角下的农村现代化路径思考

近年来,农村现代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其具体实现路径问题上,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范式主张是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加以实现.但城市化绝不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及社会实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无法脱离城乡共同体,农村现代化无法脱离村庄共同体.构建财富、治理、设施、精神、生态“五位一体”的村庄共同体,对推进新时期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 ,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 ,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 ,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改革、市场经济与村庄政治——基于一个浙江村庄政治的三十年变迁

这是一篇基于一个个案研究而企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变迁的论文.通过个案,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村庄政治尤其是村庄权力结构及运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国农村的政治运行逻辑.基本的发现是:七一村(个案村)的权力结构存在一个核心权力层,但已经出现多样性的格局,是一个多样性的一元结构,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通过研究发现七一村的村庄政治属于发展型的权威主义,并且有着"父爱主义"的色彩;无论从规章制度文本、会议制度还是决策机制,七一村权力运作的规范性程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形成了"能人政治"、精英治理.这将是中国经济相对发达村庄的一个长期的模式.七一村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但20世纪中国的大变迁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的变化.通过七一村的个案研究可为中国农村内部秩序重建提供学理的根据与对策建议.     

政治参与:从律师到法官

本文尝试对从律师到法官的角色转换行为进行政治学分析,主要分析了从律师到法官角色转换语境下政治参与的内涵,政治参与的功能、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引导公民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使政治参与规模与政治系统相适应,是当代每个国家民主建设中必须认真探索并加以努力解决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前提条件;加强制度建设,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     

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语境转换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中的现代化研究，现代化语境下的政治发展理论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道路界定为朝着西方政治民主的进程，而随着7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衰落和8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很快摆脱现代化范式的理论困境，实现了从“现代化”到“制度变迁”的语境转换。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利益的分化,在农民阶层中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新群体,即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在政治参与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政治关系中,他们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诉求,但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与这种需要、诉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政治参与的障碍;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找到新途径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理性思考的现实问题。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及路径选择

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是促进城乡社会稳定和谐、推动基层民主发展、加快依法治国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需要。从本质上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人的发展问题。解决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应从制度建设和人的发展角度入手,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相关制度,改革和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渠道。此外,也要倡导平等观念,加强农民工的素质培训和制定向农民工倾斜的扶持政策,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扫清障碍,搭建平台。     

论当代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民主进程的不断扩展,要求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有效的行为投入。通过加强政治教育,促进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强化法制教育,有效预防大学生无序性政治参与事件的发生;完善制度设计,疏通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发挥党团组织积极作用,正确引导大学生有序政治参与等一系列措施的相互配合,是培养和引导大学生群体有序政治参与的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私营企业主群体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选择

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并壮大了私营企业主这个利益群体;而且,这个群体也在不断地分化.由于他们自身也有着迫切的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要求,因而各类社会经济中介组织便成为适应这个群体变化并使之政治参与有序化的重要机制与渠道.从长远看,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并使之适应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更加协调地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政治人类学／民族政治学的又一力作——评《民族地区家族政治研究》

《民族地区家族政治研究》一书,以民族地区家庭势力的政治影响作为研究选题,以民族地区的村落家庭为主要分析对象、基于对民族地区村落文化转型和民族政治发展的关注,探索了不同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与当下的家庭政治行为的差异。     

村落家族文化影响下的乡村政治

当前中国仍有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中国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的发展,乡村政治在乡村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乡村积淀了几千年的村落家族文化对乡村政治有深远的影响,表现在对村民自治、政治整合、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法治等方面。乡村的发展要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要创造有利的条件促进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减少它对乡村政治的负面影响,合理利用其有价值的部分来促进乡村政治的发展。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式的偏好和选择

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群体,其政治参与状况关系到农村与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日渐觉醒,但他们在政治参与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对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偏好。这既有农民工自身如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贫困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种种不利因素,如政府公信力降低、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等。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努力,改变这些不利条件,以矫正农民工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     

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逻辑——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困境与出路

安东尼.吉登斯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杰出理论家,对现代性的特征、风险后果以及现代人等都独具见地。他对现代性的贡献还在于试图以人类解放为着眼点,探求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机制。解放政治是面对他人和自然的奴役与束缚,诉诸解放的斗争思维。面对其困境和矛盾,吉登斯前瞻性地勾画出生活政治蓝图。作为现代性问题转向的政治范式,两者都不可避免具有乌托邦倾向,但第三条道路的提出使人们看到生活政治的某种现实主义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