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纯情写作”:独特的情感书写——重评李碧华的《胭脂扣》

李碧华是香港文坛上一位素有“才女”之称的畅销小说家，她的《胭脂扣》写了一个“人鬼之恋”的传奇爱情，但是作品超越爱情的“非纯情”的意义在于：她让如花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从一个妓女对爱情的坚贞执著中来体现对传统古典爱情价值观的迷恋和渴望，以此来映照现代香港人精神中所缺失的一种情结，并在对香港历史的追寻中，再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亦舒言情小说的写作策略

亦舒将言情小说写作推到"雅俗共赏"的高度,得益于她采用了文本"戏仿"和承继前辈女性书写传统的写作策略。在戏仿写作中,她借"转述者变调"和"义理置换"方式质疑与颠覆经典文本中的男性本位思想及传统女性意识,颇具时代性和先锋性。而在承继女性传统写作方面,通过与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比较发现亦舒的承继书写不仅具有沟通今日"香港文化"与往昔"海派文化"之功效,同时亦展现其根据自身女性经验对香港都会女性历史处境所做的独特书写。     

清醒者的悲哀--莎菲作为"人"与"女人"的觉醒与失落

莎菲是受"五四"革命影响而觉醒的新女性.她深刻地感受到个人存在的意义,义无反顾地追求"人"的权利与"人"的爱情;然而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下,这却成了一种悖论.这是一种觉醒的痛苦而非快乐.莎菲"女性"性别的自我发现,让她对男性中心进行了大胆的讽刺与戏弄,虽然依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这种牺牲式的觉醒却实在地充当了先锋的作用.     

浮世哀歌：香港女作家婚恋小说中的爱情危机感

香港女作家的婚恋小说写出了对美好爱情亘古有之的追求在当今社会中的深刻失落,从现实题材到另类浪漫故事,无不表现了现代人深重的爱情危机感.两性关系中爱情的缺席使得爱情婚恋小说这一强劲的文学传统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解构"母亲神话"与重建"母性关怀"——切入女性文本的一种视角

母亲作为女性文本最常见的性别角色,隐含了女性写作、女性意识的诸多信息,她不仅是一种伦理象征,同时也构成了女性文本中重要的文化、审美空间,她是父权社会建构起的神圣的性别神话,同时也是女性文本中即将建构起的文化与伦理关怀的一个重要砝码。笔者通过关注女性文本对传统的"母亲神话"的消解,来透视中国女性文学的总体特征以及一种基于性别意义上的母性关怀的可能性。     

"躲"起来的"我"--《蝴蝶梦》中叙述者的形象分析

该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女主人公"我"进行分析研究,即从叙述者"我"所处的位置加以分析,发现她是一个喜欢"躲"起来的人, 她通过"躲"来逃避纷繁复杂的世界,"躲"是她洁身自好的一种方式.     

黑屋中独自绽放的"玫瑰"——从南方的社区意识与个人主义冲突解读爱米丽的反叛人生

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玫瑰》讲述了南方小镇上一位贵族老处女爱米丽的悲剧生活。本文从南方社会强烈的社区意识对女性人性的压抑、对传统的眷念与爱米丽追求个人幸福的个人主义表现之间的冲突来分析爱米丽的反叛人生。她强烈的自我和自主意识使她敢于自由选择,不屈不挠地与镇上的人对抗,为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有的追求幸福和爱情、自由和尊严的权利而做出大胆的抗争与反叛。     

文化的宿命——《边城》中翠翠母女悲剧命运研究

《边城》讲述的是翠翠母女的爱情悲剧,它在对传统文化下牧歌生活与人性之美的描述中,指出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根源是湘西民族文化与汉家传统儒家文化的矛盾冲突,而翠翠的爱情悲剧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物质文明冲突的结果。她们的悲剧是由不同文化矛盾冲突所致,沈从文在对母女二人命运的描述中,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     

香港女性作家的女性关怀

与作家们喜欢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有关，香港女性作家特别地关怀她们所熟悉的女性生活。由于香港在中国的独特性，香港女性作家笔下的那些女性人生对我们或许是有启发性的。香港女性作家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是，香港女性在追求自己的生活和爱情的时候，无可奈何地陷于中国情感和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挑战的文化漩涡之中的人生图景。面对着女性人生的坎坷和困惑，香港女性作家以艺术的方式仿佛作出这样的回答：使女性成为女强人或把爱情作为商品。但这些没有使他们从生活和情感困境中真正地摆脱出来，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是一个是否能够建立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的问题     

辛德瑞拉的水晶鞋与子爵的缎烟盒--也说"灰姑娘情结"与爱玛的悲剧

<灰姑娘>中的辛德瑞拉丢下水晶鞋逃遁而去最终等来了王子和爱情幸福,<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捡到了子爵的缎烟盒后渴望着与某一个子爵一类的男人共同改写婚姻的庸俗无聊,最终走进爱情幻灭自杀的悲剧结局.在男权主宰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中,"水晶鞋"和"缎烟盒"这两个语言符号的实际所指是相同的,即女性共同的集体无意识--"灰姑娘情结",以及这一情结所导向的女性在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过程中丧失主体性的悲剧陷阱.